本报记者 吴小曼 北京报道
陈希我被喻为中国近年来少有的“精神性叙述”作家，在于他一直在用小说探索个人内心生活的亮光，尽管用了现实黑暗这把手术刀，但他一直想寻找中国人的“救赎之路”，从《抓痒》《冒犯书》《我疼》到最新出版的《命》，他从爱情、婚姻、亲情、生死，来关照个人生命处境，在《命》的引言中，他不得不坦承这条探索之路很难推演下去，因为中国文化缺少自省与超验性，自然会更看重俗世生活的价值，记者就《命》中的亲情伦理与个人性精神困境进行了对话。
亲情是无法逃避的存在
《华夏时报》：《命》是你最新出版的小说集，写了不同的亲情关系，有单亲家庭受伤害的母女、父子，这些由爱生恨的故事几乎像是诅咒又像是一种特殊的爱的模式，也可以说是一种中国式的亲情伦理困境？
陈希我：我记得几年前网上流行一句话：亲戚到底是怎样神奇的存在？因为很多青年害怕回家过年时被亲戚过问婚姻问题。如果说亲戚的存在还可以质疑，亲戚还只是个神奇的存在，至亲，特别是父母，那就是个无论如何都无法逃脱的存在了。不仅因为血缘因素，还有付出，所谓的“爱”。只要占领“爱”这个制高点，就没有道理可说了。哪怕是以不可理喻的方式，比如不是以理解为前提的爱，是强迫的爱，虐恋，虐恋也是恋。《命》里的“爱”几乎都是“虐恋”。十年前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研究“虐恋”，大概是中国大陆从文学领域研究“虐恋”的最早专著。有评论家论到我当年的《抓痒》，说我是中国最早写虐恋小说的。虐恋不只是指男女关系上的，在亲情关系上也是。也许有的人不能接受，总觉得亲情是崇高的，而“虐恋”是变态的，但其实虐恋往往就是以崇高为平台的，这是一种魔性的纠缠。
《华夏时报》：造成书中人物悲剧的可能是我们不懂爱，也可能是滥用爱，而深层的原因还是人性中难以克服的控制欲，往往外在的权力结构容易在家庭模式中显现？
陈希我：我前面一直用“爱”这个说法，但其实父母给子女的“爱”应该称为“恩”。“爱”是无私的，但“恩”不是。多年来一直进行“感恩教育”，不知道有人意识到这点没有？“恩”是功利性的，当然也可以不接受“恩”，但问题在于父母给予子女的“恩”是在子女有意志之前就施予的，那么你就只有偿还的义务。所以有的子女反问“你们生我时又没有和我商量”，就显得没有良心。父母强加给子女的“恩”生出“孝”的要求，这“孝”的功利性就更强了。如果在给予过程中产生了苦难，比如父母离婚一方独立养育孩子，父母生病，或子女遭受困厄（父母就会倾家荡产去救治），那债务就更重了。子女这边，无论如何都无法反抗，无论如何都无法占理，那么就采取非法反抗。《命》里那些对父母反抗和逃避的，都会被看成是负面的行为，不感恩、不孝、没有良心，父母永远占领在道德制高点。
《华夏时报》：小说中有父母倾家荡产送孩子留学，这既是社会现实问题，也是我们的家庭把孩子高举为一个家族的希望的结果，但家庭关系的错位也是夫妻关系失衡、孩子教育失序的原因，目前触及这方面的小说还不是很多？
陈希我：说到孩子教育的家庭因素，很多时候只是谈对孩子的溺爱，少谈父母对孩子溺爱的原因。溺爱很多时候是父母自己关系失衡导致的，比如我小说里的单亲母亲对女儿的期待，及你提到的倾家荡产送孩子留学，望子成龙。望子成龙看上去无私，其实内里仍然是父母自己利益的考量。现在更多的是子女“啃老”了，光宗耀祖的心理也显得落后，但让孩子实现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为自己长面子，应该还很普遍。总之是把孩子当作工具。当然我不排除社会竞争给父母造成压力，所以要培养孩子成才。
面向自身黑暗的写作
《华夏时报》:有批评家说你是黑暗写作或者精神性写作，不过你一直是在触及现实，尤其是面对中国家庭伦理困境这一现实？
陈希我：我的写作确实触及到现实，但现实的问题很多还是可以面对的，比如社会不公与权力压迫。而且除了个别“搅浑水”的，大家会有共识。那些对社会问题负有责任者，也会谴责社会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确实也是受害者。这就出现问题了：究竟谁是受害者？究竟什么才是罪魁祸首？从社会学角度看，这是狡猾的推诿。但从文学角度，并不这么简单。我曾经在中山大学做了个演讲，我认为文学有四个境界：一是描摩现实生活，二是进行艺术升华，三是思想批判，思想批判是有锋芒所向的，但这还不够，我觉得还有更高的境界，就是精神境界，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锋芒乱了，最终转向了自己。与现实无关，与孰是孰非无关，它是超价值取向的。我觉得中国文学差就差在没有进入这个境界，而沦为社会学化或哲学化的文学。
《华夏时报》:从你的《抓痒》《冒犯书》到《我疼》，爱情、亲情、病痛、生死，构成了欲望深渊和痛苦根源，它有外在的压力，也有我们内在的黑暗，这种自省式的人性批判可能会让很多读者觉得冒犯。
陈希我：当年我提出一个命题：文学就是冒犯。当时不少人觉得被冒犯，不仅被我作品所冒犯，也被我这个观点所冒犯。当时被觉得我冒犯人的是写性，这是人性黑暗领域，但我要说，这仍不是最黑暗领域。最黑暗领域是伦常，因为它是以常态站在崇高的光环里，并且它以理所当然的伦理辐射整个人类社会。这样巨大的光，造成的灯下黑面积也是巨大的。冒犯伦理是更大的冒犯。
《华夏时报》：在《命》中的《母》里，你写到中国式的孝，为了维持年迈父母生命所忽视的老人尊严，由此触发关于“安乐死”的思考，你是不是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对于死亡的自主权依然是我们文化中的禁忌，但对生命终极的思考往往又是严肃文学无法回避的？
陈希我：不作终极思考的文学是低级文学。活不简单，死更不简单，特别是至亲的死。把死放在“爱”与“孝”的砧板上来考验，一边是爱，一边是孝，爱为刀，孝为俎，你的选择是鱼肉，我本人就切身经历过几场这样的考验，简直不能选择。将死的亲人自己也做不了主，因为他的选择也会回过来考验我。我曾说期待“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但回头想：即使如此，将死的亲人自己提出“安乐死”了，亲人会容许他去吗？亲人自己能感觉安乐吗？尤其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死就是“万事都休了”，中国人对死亡是极其忌惮的，并不存在对人世外世界的想象，没有内心安顿之所。死就是死，让亲人死，就是让亲人掉进万劫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