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盛青红 广州报道
11月19日，为期三天的国际金融论坛(IFF)第14届全球年会（以下简称IFF全球年会）在广州落下帷幕，来自全球各地的政界高层、商界、学术界精英等1000多名人士到场。
IFF，2003年10月由中国、美国、欧盟等20多个国家、地区及78位相关国际组织代表共同发起成立，是全球金融领域高级别常设对话、交流和研究机构。
本届IFF年会除了聚焦世界湾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另外一个重要课题是探讨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反思及治理。
而市场更关注的一个话题则是，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会在2019年及前后出现吗？
《华夏》记者根据各分论坛圆桌讨论内容整理如下：
韩升洙：关注亚洲大规模债务和信贷
IFF的联合主席、韩国前总理、第5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韩升洙认为，亚洲在在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增长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并提出了他对未来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展望。
全球经济经过增长缓慢的十年已经开始复苏，在此过程中G20扮演了重要角色，各国经历了一系列的监管改革，如加强金融监管、反周期、宏观审慎监管、全球区域以及双边的金融安全网等等。在这个时期，亚洲以及中国作为全球经济推动的引擎扮演了领导角色。2016年亚洲贡献了68%的增长，2017年IMF预计亚洲仍会供应全球63%的增长，而中国本身贡献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增长。但在亚洲高增长带来巨大正外部性的同时，也暴露了新的脆弱性——大规模债务和信贷。
针对未来保持稳健和可持续增长的困难，他强调了三个政策。一是强调包容性普惠的增长，而不再专注于短期的增长目标。二是加强解决财政部门的风险、降低信贷和协同监管。三是强调资产特别是外国投资的品质，中国的市场的稳健性对很多国家都很重要。
总之，即便存在脆弱性和风险，他坚信亚洲及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且中国有资源支持和缓冲，有政治方面的决心完成更加平衡更加可持续发展的改革。
玛莎·万德博格：美国监管变化影响全球5-7年增长动力
太平洋养老金协会（PPI）前首席执行官玛莎·万德博格认为，美国监管环境的变化对全球金融体系带来了新的挑战，并将对全球未来5-7年的增长动力形成影响。
玛莎·万德博格指出，目前全球政治上还存在不确定性。当前美国采取了针对企业的减税措施，企业资产质量有所提高，商业信心和全球贸易也提高了，投资者行为相比过去更为积极，由于政策措施的作用，似乎金融稳定性也在提升，
然而，现在仍然存在许多政策方面的不确定性，既有民粹还有民族主义的出现，还有从过去的多边变成单边主义，市场价格波动性也反映了这一问题。全球危机后的政治环境比较特殊，尤其是对于美国这样的大国，能够对全球经济造成较大的影响，甚至可能带来市场所担忧的经济下行的风险，影响到全球经济的平衡。
玛莎?万德博格认为，各国需要寻找新的方式来稳定经济结构，希望全球成为更加整合的经济体，从整体的角度去解决问题。
玛莎·万德博格采用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和英国退欧的例子，讲述了此类事件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正在推出一系列新的监管方式，可能对货币、银行等方面的监管出现新的变化。美国的监管环境和监管制度将可能对市场形成许多新的挑战，甚至对市场有一些溢出效应，对此，全球需要形成更加整合的经济体，推进政策和监管方面的改革，形成更加稳健的经济体系。
埃德蒙：全球还没有完全走出危机阴影
IFF副主席、法国前财长埃德蒙·阿尔方戴利首先回顾了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的走势，表示虽然世界经济表现向好，其实全球还没有完全脱离危机，而且鉴于当下全球不平衡的情形，有再次出现类似危机的可能性。
金融危机之前，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与新兴国家的储蓄率呈现明显不平衡的情形，这使美国赤字高企，而储蓄率较高的新兴国家则有通货紧缩的风险，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而且可以看到这种全球范围的不平衡所产生的影响非常广泛。当市场缺乏对于一个国家的信任的时候，并且认为他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些不平衡时，就有可能在货币市场或金融市场造成危机。
反观现在，全球经济情况看上去不错，利率较低，油价较低，流动性充裕，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大家都觉得富有。但是从未来看，当下货币环境是不可持续的，将来金融市场势必调整，很多国家累计了或公或私的高额债务，地缘政治环境也不稳定，这些都蕴藏了危机爆发的可能性。
通过谨慎观察，欧美主要经济体都有一些潜在危险。先看美国，虽然以前美联储实施的货币政策成效不错，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种货币政策不可能持续，市场泡沫越来越大，将来随时有破灭的风险。回到欧元区上，量化宽松的结果是迫使欧洲央行不得不去购买国债，这其实隐藏了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金融市场的破碎、分裂的现实情况。
最后，埃德蒙指出，除了各个国家要进行内部改革之外，各区域、国家之间要进行合作，这样才能够应对全球的不平衡，才能够较好控制将来全球金融危机的风险。
祝宪：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大的话语权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祝宪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已经十年，但是它的影响远没有结束。他分别从全球和中国的角度出发，对全球经济与金融的发展进行了展望，并指出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大的话语权。
世界主要的经济体现在都开始恢复增长，但还没有摆脱IMF说的平庸经济，也即还看不到经济的强劲增长。十年前发生的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不仅是周期性的，也是结构性的。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各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改革的力度不一样，所以全球范围的经济结构调整不到位，给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带来了负面影响。祝宪认为，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一些发达国家包括某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全球化倒退问题，主要是再分配的不公平引起的。
面对当前复杂的全球经济形势，祝宪指出中国应该深入改革，改善全要素生产率，解决经济结构中的失衡问题，使中国经济能够更快地转向质量型、效益型经济，而不是投资性、扩张性、外延性的经济。
最后，祝宪强调，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有更大的发言权。他指出，目前世界经济体系的规则主要由以美国为首的OECD国家制定，这些国家不仅在制定规则时更多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且在执行过程中经常采用双重标准，发展中国家的诉求没有得到合理的满足。然而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也还没有拿出一套清晰、可操作的方案改造和改革现在的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祝宪指出，“一带一路”在此方面大有可为，它不仅仅是基础设施的建设，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
沈建光：防范金融风险是当前迫切任务
瑞穗证劵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通过全球经济及中国经济发展的视角，进行了金融危机十周年反思。
沈建光指出，目前全球经济复苏和政治危机并存。当前主要经济体GDP回增，但主要表现在资产价格上升，资本市场繁荣，而民粹主义、反全球化也同时存在。沈建光认为，民粹主义产生的重要原因是央行量化放松，实体经济、劳动生产力提高不多，而资产价格大幅上扬，贫富差距扩大。
沈建光谈到中国经济的弯道超车现象。尽管金融危机也带来了一些冲击，但这十年，中国出口全球份额快速上升，无可争议的第一，出口美国的低端产品和中高端产品都有大幅增长。他指出了中国在贸易、高科技等方面的高速发展。国内消费市场基本与美国持平，高铁，工业机器人，新能源车都是世界第一。他认为，中国自主摸索经济发展的道路，实现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他认为，中国实力的加强改变了世界经济和贸易格局，为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供了良好基础。
沈建光认为，防范金融风险是当前迫切任务，中国政府布局的去杠杆十分重要。他指出，美欧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央行资产负债表改变巨大，而中国的问题是货币乘数上升快，广义货币在过去十年间增加大，存在金融风险问题。沈建光指出，治理房地产泡沫，控制信贷，控制债务，可能是中国面临的挑战。
周延礼：加强微观审慎监管，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IFF副主席、中国保监会原副主席周延礼从监管者的角度，对于金融监管方面的部署进行了深刻、精彩的解读。
他提出，如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当前保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容。从监管的角度，实际上包括了两块内容，一个是宏观审慎监管，一个是微观审慎监管。目前，关于宏观审慎监管的制度、标准、规范已经比较具体，现在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微观审慎监管方面的问题。
他提出以下三点的思考：第一，加强金融市场的监管，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是最现实，最具体，最根本的要求。由于金融风险具有隐蔽性、长期性、复杂性的特点，如果不能及时地进行预防和控制，就会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发展。第二，金融监管要立足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来思考。金融一定要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一定要优化金融的结构，一定要深化金融改革。第三，要注重把握在金融运行当中出现的一些金融风险，如贪快求全问题，监管制度不执行问题。要弥补监管制度方面存在的漏洞，加快补足监管制度的风险，清理金融市场的乱象，切实担负起防范风险，引导金融业健康稳定发展，更好的提供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申曙光：关注系统性风险
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申曙光认为，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应该更加关注系统性风险而非技术性、操作性的风险。他认为系统性风险它更多的存在于金融系统的结构和方向中。申曙光据此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需要调整金融业的发展方向。申曙光建议金融应往民生金融、绿色金融，科技金融，普惠金融四个方向进行调整。
第二，要增强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话语权。申曙光认为金融系统应该是多主体开放系统，是共赢、公平公正的。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体量、金融体量大增，目前的金融治理体系与这一情况不相适应，需要增强中国等新兴国家的话语权。
第三，要充分认识保险业的价值，更加重视保险业的发展。保险业在金融体系里起到了重要的支撑和稳定作用，要重视保险业的发展，甚至借鉴保险业的体制和经验，为金融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编辑：刘春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