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仕省 北京报道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全党工作的重心是从城市转向农村。
从1982年开始，党中央、国务院连续下发了5个三农一号文件：1982年一号文件正式承认包产到户合法性，1983年一号文件主要是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年一号文件主要是疏通流通渠道以竞争促发展，1985年一号文件主要是调整产业结构和取消统购统销，1986年一号文件主要是增加农业投入和调整工农城乡关系。
到l984年基本上实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完成了农村改革第一步。从l985年开始，重点是发展农村的商品经济，改变农村的产业结构，推进农村改革第二步。从此，农业生产不断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从专业户蓬勃而出，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而后农村发展出现了最艰难的时期。
从1987年到2003年连续17年中央没有发布三农一号文件，这是由于农村改革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社会上普遍认为农村的问题已经解决，发展战略重心需要农业和农村让位于工业和城市，是中国改革的重心全面向城市和工业转移的阶段，更是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推进和快速发展的阶段。
但结果就是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逐渐下降，使农业和农村无力抗衡工业和城市对资源要素的市场竞争。
“那时，农村、农业不仅没有什么投入，还要被征收各种名义的税费。”湖南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文胜2017年5月25日的一次演讲时指出，到1995年前后农业、农村、农民就开始出现了问题，到1998年问题日益严重，主要表现在农民负担不断加重、农村社会矛盾急剧上升、农业生产严重下降。
农民抗税抗粮、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从1998年到2003年粮食产量连续五年大幅下降，粮食播种面积大幅减少，农村前所未有地出现大量的抛耕现象。
直到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将“统筹城乡发展”放在“五个统筹”之首，形成了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开创了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新途径。
2004年一号文件以促进农民增收为主题推出一系列惠农政策，首次对农村、农业、农民提出“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是自此以后所有一号文件中含金量最高、政策效应最好、措施执行最有力的一个。
2004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进一步提出中国现在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乡的发展阶段，必须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
从2004年起到2006年为止，全国各省先后在两年内全部取消了农业税，终结了中国历史上存在了2000多年的“皇粮国税”，成为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伟大里程碑。
然后，把城乡关系推向前所未有的历史新方位，是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在党的文献中首次提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在2020年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特别是在“十二五”规划中将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列为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
2008年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农村改革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把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任务，把“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使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作为根本措施。
十六大以来，为确保“三农”工作在中国“重中之重”的战略地位，连续下发“三农”一号文件，突出以农村繁荣、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为主线，以缩小城乡差距为重点，围绕着“三农”问题出台了农业税免征、粮食保护收购价、粮食补贴、农机补贴，医保、低保、九年免费义务教育、乡村公路建设、农电改造、危房改造、农村信息化等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不断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投入。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陈岩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