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诗萌 陈岩鹏 北京报道
2010年，电影《人在囧途》火了。
为了在大雪天回家过年，腰缠万贯的大老板和讨债的农民工从飞机换到了火车，从火车换到巴士，迫不得已还从巴士爬上拖拉机。笑料百出的“囧”事背后，是成千上万漂泊在大城市里的人共同经历过的心酸。
那一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9.9%，前所未有地逼近50%大关。亿万人从乡村来到大城市，其中不少已经安家落户成了“城里人”，但每逢春节，仍然要通过长途跋涉归乡与父母长辈团聚。这一小成本电影作为当年的“票房黑马”，意外成为这一历史背景的最好注脚。
1978年，中国最初改革初期城市化率仅为17.9%。而在40年之后的2017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58.5%，有望在年内突破60%。
“中国在创造高速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创造了城市化提高的奇迹。”在6月2日举行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8年会议”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蔡昉表示。
而这样的经济奇迹究竟从何而来，能否持续下去，也是公众所关心的话题。
城市即财富
同济大学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志强指出，从1978年到2018年，6.4亿人从农村到了城市。其中，1995年以后，每年都在2000万以上，最高的年份出现在召开上海世博会的2010年，这一年中国人有2500万从农村进入城市。
这个时间节点，正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不久。随着人口、资本流动的障碍逐渐破除，中国城市进一步对外开放，以市场为导向的工业化推动的城市化席卷了各大城市。
彼时，对乡土感情深厚的中国社会中，已经有人开始关注劳动力的流动。90年代初，风靡一时的电视剧《外来妹》，讲述的就是农民工在深圳打工的故事。而2000年春节晚会上脍炙人口的小品《钟点工》，反映的也是一位被儿子接进城的老人离开乡土后颇感落寞的心情，“一进城全变了，也没人说话了，也没人唠嗑了。”
这样的遭遇颇有代表性。据吴志强观察，过去40年间，中国城市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大幅提升。1978年城市GDP占整个国民经济总量的36%，如今，这一数据已变成了80%，提升了44%。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相比人的城市化比例，经济的城市化率要高近20%，差距最大的年份出现在2003年，这一比例是28%。
毫无疑问，城市作为经济高增长的载体，已经成了财富的聚集区，成了年轻人追逐淘金的胜地。他们先富起来后，还会将亲人从农村接到城里“享福”。而“乡土是中国人的根”这样的表述，渐渐只能在文学作品中寻见。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一个有8亿农民的国家，而到2018年，中国有8亿城市人，这就是40年间翻天覆地的变化。
“库兹涅茨过程”
在蔡昉看来，中国城市化是与改革开放同步的过程，其原因在于他们都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的进行资源重新配置的“库兹涅茨过程”。
按照库兹涅茨的产业结构变化理论，一、二、三产业之间，还有地域之间、部门之间、城乡之间的重新配置，其根本目的都是提高劳动生产力。
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源重新配置符合了这一原则。从城市化初期开始，第一产业对劳动生产率提高贡献率逐年下降，从改革初期大约16%的贡献，下降到7%，之后进一步下降。相应的二产、三产等非农产业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显著提高。
更重要的是，劳动力也在一、二、三产业之间，沿着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方向去重新配置。
而在制度层面，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枷锁已经被一点点松动。最初是凤阳县小岗村“包产到户”的生死状，显著提升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农产品产量的迅速提高，到1983年就已经产生了产能过剩，即“卖粮难”的问题。它带来了“退出”的可能性，即从体制上退出人民公社，自由支配自己的生产要素，可以向外流动。
而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创造了劳动力流动的可能性。邓小平提出市场和计划，强调市场只是一种发展的方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用。1992年之后，各种各样相应的指标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沿海地区、非公有经济、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迅速发展，它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被释放出来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区域内进行大规模转移。
最后也是最难的是清除劳动力进入城市的障碍。在过去这些年中，除了户籍制度外，和它配合的粮票制度、票券制度都已经被废除，工作岗位“大锅饭”打破了，农民可以在城市居住和找工作，户籍制度本身身份认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蔡昉将“退出”、“流动”和“进入”总结为中国城市化和改革开放的特征化事实，他认为，今天中国面临人口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阶段，这三种机制也应随之变化。
超大城市退潮
在不少专家眼中，过去城市化的发展经验，在当前的历史阶段应该有新的调整和变化。
在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会长、南开大学教授郝寿义眼中，在过去这40年当中，城市化更多的是工业总量、城市工业经济的增长，以及土地的城市化和扩张。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多的是以城市建设为核心，采用市场的手段。但这个市场机制如果过度的话也有问题，城市一定要扩展，要拿土地换取城市建设用地，它的结果就是用市场机制来推动，结果造成政府被开发商绑架。
北京首都发展研究院的院长李国平对此也表示，40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显著上升，但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大城市的集中和快速增长。原来城市的发展方针是控制大城市的增长，但是大城市越控越多、越控越大，改变不了。他认为，应该在空间组织上强调多中心发展，整个都市圈里有单中心城市、多中心城市，最后形成网络化城市，共同应对城市在集中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初期阶段就是第一次的集聚，单中心的聚集，多中心的发展，最后是个高水平的集聚。
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名誉主席徐匡迪也建议不再搞特大城市，新型城镇化应探索建设城市群、城市带、都市连绵区。同时他认为，在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要传承历史文化，保持地域特色，形成适合不同的地貌，形成风格迥异的村镇建筑群。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陈岩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