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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鹏飞:中国40年“化城”三部曲

刘诗萌 陈岩鹏 2018-6-8 22:22:44

本报记者 刘诗萌 陈岩鹏 北京报道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城市化的脚步也在不断迈进,从1978年的193个城市,增长到2018年的将近660个,预计城市化率也从18%提升到60%。

不过,只看数字的话,很难想象各个城市在不同历史时期为谋求发展而作出的具象努力。比如,上世纪80年代“珠三角三小虎”之一的番禺,2000年是如何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被广州合并;而到了2017年,特大城市北京和上海又为何实现了40年来户籍人口的首度下降。

“从形态发展上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主要经历了三个有所交叉的阶段,从发展小城镇到大城市的扩张,再到城市群、都市圈的扩散。”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在最近的10年间,尽管人口基数越来越大,城市化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歇。

1978-2002:小城市大发展

1978年,中国有7.9亿农民,城市人口1.7亿,这样悬殊的比例,注定了改革开放会在劳动生产力最为富集的农村率先展开。

当年11月24日晚,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西头村民严立华家低矮破旧的茅屋里,18个农民签下了一份“生死状”,将村内土地分开承包到户,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80年代,这一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制度受到了中央的肯定和推广,使得农业和农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释放出巨大的劳动力。

1981年,以《江村经济》闻名学界的经济学家费孝通第三次回到江村。村里人不再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一些不需要种地的农民还开始经营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从前因为战争停工的缫丝厂又开了,还有人做起了豆腐坊的生意。

“当时中国处在物质极度短缺的年代,市场上几乎没有任何产品,生产什么都能够卖得出去。”倪鹏飞表示,城市化发展的初级阶段也是先就地城市化,再加上剩余劳动力的释放和广阔的市场,小城镇在改革初期获得了率先的发展。1987年,邓小平把乡镇企业称作是农村改革中“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是“异军突起”。

同时,部分沿海城市已经开始开放,其中许多都没有经过转型,甫一开放便立刻就地城市化。例如珠三角地区的东莞,承接了不少香港“三来一补”的企业在农村建厂办企业。

“三来一补”是我国上世纪80年代初在沿海地区试行的一种合资企业的经营模式。它的意思是指外商采取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组装,与内地企业合作,同时为其提供优惠的补偿贸易。

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许多地区撤县设市。包括地级市在内的小城市一度从193个增加到668个的峰值,而小城镇更是从2173个猛增近10倍,达到20601个。

1992-2013:“吃小鱼”的中心城市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的发展开始放缓,亏损面日渐扩大,到2002年,全国范围内90%以上的乡镇企业实现了改制。更重要的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一系列讲话,结束了十多年的争论,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随后召开的“十四大”中,“非公有制经济”被写入宪法。

这一阶段,对外开放成为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大量外资和外企进入中国,为了吸引这些“外来的和尚”,各地开始搞开发区、工业园区和高新区,接下来是新城、新区,城市面积迅速壮大。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一条“迎宾路”,而“解放思想、黄金万两”也成为时髦的口号。

此时,由于乡镇企业在经济转型中没落,大量从业人口失业,他们开始离开小城镇,向真正的中心城市、大城市聚集。许多基础设施完善的大城市经济增长明显加快,竞争力大幅提升。

也是在竞争压力下,许多城市开始扩大范围,撤县变区、撤市变区的趋势开始出现。例如,杭州的萧山县在1988年撤县设萧山市,2001年3月又撤市设为萧山区。更有典型意义的是番禺,原先与相邻的顺德、南海并称为“珠三角三小虎”,有着国内面积最大县级地方广场,也出了不少全国闻名的富豪。不过,其周边的大城市广州人口密度已经高达2809人/平方公里,密度最高的地方甚至超过东京和纽约,想要拓展新的空间却早已无地可用,因此2000年要与番禺合并。

2002-今:城市群、多中心都市区蔓延

和广州一样,中国最主要的一线城市北京、上海等地自21世纪初就都无法避免地被大城市病困扰。

倪鹏飞指出,城市都有一个最优规模,尽管随着经济、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城市的最优规模可能再行扩大,但总的来说,人口过度聚集在中心城市,如果超过300万-500万人就有可能导致拥挤、环境恶化、交通堵塞,还有水、电等资源紧张。在这个临界点以内,随着人口或经济的增加,规模报酬是递增的;但是到了一个拐点,人口再增加的话,效益会变成递减,出现负外部性。

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着力建设城市群、多中心都市区、都市圈和城市带。在中心城市周边,中小城市开始迅速发展,城市之间的基础设施和经济联系迅速增加,变得频繁和密集,整个地区变成一个多中心的区域,多点多中心。

另外,不仅是大城市,一些小城市由于中心地区超过最优规模,也开始出现堵车、污染等问题。“从经验上讲,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超过50%,就应该开始警惕大城市病了。”他说。

尽管如此,中国城市化率仍在增长,并且还没有放缓的迹象。从1999年开始,中国城市化率开始达到30%以上,进入了城市化中期的阶段,开始加速城市化,2011年超过了50%。

“中后期总体的城市化增长速度是减速的增长,由于我们选择了一系列促进城市化的政策措施,增速几乎还是每年1%没怎么变。但现在基数越来越大,实际上还是在加速。”倪鹏飞认为,总体来说,城市化速度比预想的快得多。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陈岩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