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海年
8月17日，曾被业内誉为“评级行业黄埔军校”的大公评级，正深陷买卖评级的舆论漩涡。大公先后被交易商协会和证监会处罚，而后各种报道和评论，让我这个曾经的大公人五味杂陈，有些感想不得不发。
我曾经负责大公的研究院超过两年，与大公董事长兼总裁关建中直接接触共事，范围包括主权评级、地方政府评级，和企业评级的标准方法研究；曾经历了大公最辉煌的时期，与一百多名研究员和一百多名分析师朝夕相处，其中的好事坏事都有感触。
更重要的是，作为了解部分大公历史和真实情况的过来人，看到各种报道、评论真真假假、形形色色，和看其他热点新闻感受不同。因此不了解情况，是与公众一起看新闻、猜真相、发感想，而这一次是真的了解情况，而且已不在此山中，可以客观冷静，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媒体、公众和当事人的不同反应，由此触发了我对这些反应的思考。
第一，事实、媒体报道及公众认知的差异。
大公评级流程出现商业勒索、搭售软件，因而影响了评级的公正性，导致了评级结果的不准确，这是事实，也是监管部门处罚的核心。但由此引发对大公评级业务和之前历史事件的陈述和分析，就往往不那么准确了。
这是我的感受之一，即人们一发现某人犯了错误，就一无是处，从来都是坏人，这太极端了。能理性全面的看到自己或他人的优点和缺点、历史和今天，不极端，才是社会成熟起来的表现。
第二，真实的大公。
大公是中国最早一批成立的评级机构，创始股东是中航技、社科院、中国金融学会等几家机构，1998年以后才逐步变为关建中。当时评级机构几乎没什么收入，转出是无奈，接手说明企业家对中国改革开放大趋势的眼光和魄力。
大公的成长，一方面有中国债券市场自2007年开始快速增长的大背景，另一方面有关建中在关键节点的战略抉择：1999年在没有太多收入的困难时期敢于购买穆迪的技术合作，学习了美国先进的评级技术与经验；2002年又拒绝了穆迪的入资，发布了大公自主知识产权的评级原理和方法，保持了评级公司独立的评级技术这一最关键的核心竞争力；2008年金融危机世界三大评级机构被质疑时，又及时探索主权评级这一不营利的业务；2012年在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隐现时，大公又推出了地方政府评级方法；而后又拓展全球市场，虽然在美国市场准入遇挫，但获得了ESMA（欧洲证券市场）和香港证券市场的评级许可，也在伊斯兰金融市场有所涉及。应该说，大公在2013年之前，战略上是非常有远见而且成功的。
大公是中国评级行业的黄埔军校。大公率先成立了不盈利的研究院，专门研究主权评级、地方政府评级和公司与项目评级的基础理论，研究三大评级机构的理论与标准方法，建立了独立于评级业务团队的数据中心，设立了博士后工作站。同时，由于承接评级需求繁多，但评级流程规范、评审严格（我在职的时期），积累了大量的评级数据（几万家企业连续多年的跟踪数据，当然与标普等更长期更大范围的积累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培养了大量高水平的评级人才，中国主要的评级公司都有来自大公的人员，许多是技术研究骨干和管理骨干。
大公的人事制度一直是问题。任何一个公司都有强项和缺点，大公一直的问题就是员工的薪酬福利体系。大公长期按低限给员工缴纳社保等，利用考核借口经常克扣员工工资，拿户口要挟员工等等，造成了大量的人事纠纷，也造成了大量的人才流失。
大公在早期评级方法、评级理论研究方面非常深入、科学，发现了许多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的技术缺陷，做了许多自主创新。但后来搞出来XXX思想，在评级流程上发生了管理问题，导致目前监管处罚的后果，也有其治理结构缺陷和决策者个人缺点导致的必然性。
第三，关于处罚。
中兴事件仍未结束，与大公的问题有不少相似之处。首先起因都是公司内部管理机制缺陷和价值观问题；其次公司都有其发展的可取之处，绝非一无是处；第三，处罚都会波及到错误责任人之外。
因此我个人觉得，美国对中兴的处罚目前看来也有让其改过自新的机会，对大公的处罚是否也可以通过接管、改组，去其槽粕，留其精华，让中国的评级行业有一个重新反省、重新思考、发挥其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作用的机会。因为买方付费都有评级“贿赂”的可能性缺陷，中国的第三方评级有着整体的问题和风险。但对比美国和欧洲等发达成熟市场，买方付费仍然是比卖方付费更有操作性的商业模式，仍可通过不断改革来避免其缺陷。
第四，关于铁道部评级。
当年大公给铁道部评级给了AAA，而给中国的主权评级是AA，许多人对此不理解。其实这是不同范围的评价。因为主权评级是在不同国家之间的相对比较，是一国政府主权外债的违约风险的评价，因此是在全球两百多个经济体内的比较；而铁道部的级别是国内债券市场的风险比较，比如许多国内企业都有AAA的级别，难道铁道部就不能有?这不是与中国主权风险相比较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虽然当时发生了高铁事故，但偿债能力还是有保证的。不能简单的把事件的社会影响与偿债违约风险等同起来，还是要保持客观理性。
第五，关于中国和美国的主权评级。
当年大公给美国的评级还是比较全面的。2010年在大公首次发布50个国家的主权评级结果时，与三大评级机构有不少差别；但随后的一两周内，三大机构都先后修改了其评级结果，更加靠近大公的结果。三大机构对主权评级标准中有其统计和评级理论的缺陷，确实很难发现历史尚未起作用的因素，而且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在城镇化中的负债特点与发达国家投融资结构方面的阶段性差异，也有些对自由市场制度的不同理解，因此对中国的评级是有待商榷的。怎么也不能与塞尔维亚、韩国等有相同甚至更低的等级。但后来大公也犯了三大犯过的错误，无视美国的经济复苏，将民族情绪搅入本应客观理性的主权评级，对自身的品牌声誉产生了负面影响。公司可以是民族的，但评级不可以掺杂民族情绪。
中国现在正处于转折的历史关头，国内外许多事情都在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经济增速放缓和产业结构转型必然带来微观企业的危机。正如我在2014年发表的文章，信用违约已经成为新常态，刚性兑付正在打破，但这些现象都是有规律的，信用评级正应揭示这个规律，反映经济起伏的情况，为金融资本市场的风险管理起到基础建设的支持作用。
希望此事件，能让评级机构等金融服务机构、金融资本市场的投融资机构、监管机构和新闻媒体行业，有所思考，有所改进。
（作者为经济学博士，曾任大公国际研究院院长、诺亚控股首席战略官，现任清华控股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主编商灏 编辑严葭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