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习记者 史凯 本报记者 陈岩鹏 北京报道
2018年以来，中美之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引起了全世界范围内的关注。自今年3月美国宣布依据去年开展的“301调查”对向中国进口的商品加收关税以来，到刚刚过去的9月18日，美国宣布9月24日起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输美商品加征关税10%关税，并于2019年1月1日起附加关税提高至25%。随后中国宣布9月24日起对美6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关税。中美双方争锋相对的贸易制裁不断加码。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讲师、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博士邹静娴认为，由于美国自身经济增速不及其他贸易伙伴国而引起的长期巨额逆差，是美国引爆贸易战的主要原因。从长期经济增长角度看中美贸易摩擦，一是当一国长期增速相对放缓时，往往倾向于挑起贸易摩擦；二是当全球经济增速排名发生剧烈变动时，贸易摩擦程度加剧。长远来看，中美贸易摩擦背后折射出的是中、美两国在长期经济增速以及生产率进步上的差异。如果中美两国在经济增速上的差异不发生根本性的扭转，可以预期，贸易摩擦也会长期延续
中美贸易摩擦不仅在于贸易更在于中美关系
在美国国际交往逻辑里，存在一个“60%定律”，即当另一个国家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的60%，并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甚至有快速赶超美国的可能之时，美国就一定会将其定为对手，要千方百计地遏制住对手的成长。不管是当年的苏联、日本，还是现在的中国，概莫能外。
中美贸易战在背景上与日美贸易战有类似之处，数据显示，1980年时中国对美出口不足10亿美元，中国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比例仅为5.8%。但此后改革开放激活了市场经济，同时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政策也使得中国对美出口迅速激增。从中国总出口构成来看，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比重在1992年之前都不超过10%，但进入90年代后，这一比例大幅攀升，到1998年时已经超过20%。但此后这一数字基本稳定，2017年中国对美出口占中国总出口比重为19.0%。相比之下，美国对于从中国进口品的依赖度却在稳步上升。以中国对美出口占美国进口总额比重来看，这一指标已经从1980年的0.4%跃升至2017年的19.2%，表明美国对于中国的进口依赖度正不断上升。相比之下，在中国的进口品中，来自美国的进口比重却在不断下滑，这一比例已经从1980年的21.1%下降至了2017年的7.8%。在中国进口商品构成中，取代美国的主要是东亚国家，这也是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新格局密切相关的。
邹静娴认为，美国进口商品中，对来自中国的出口商品依赖度逐年递增；中国的出口市场中，出口至美国的比重已经基本稳定；中国进口商品中，来自美国的商品占比显著下降，取代美国份额的主要是东亚国家，这些是中美贸易摩擦发生的客观背景。
曾担任过美国国防部长特别顾问的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曾用“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来定位21世纪的中美关系，即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两者的矛盾“多数”最终通过战争解决。
《华夏时报》记者了解到，“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而告终。换一种说法也就是“国强必霸必战”，即一国强大必然称霸并与守成霸权发生不可避免的战争。而从一个更加广泛的国际政治理论含义来说，“修昔底德陷阱”普遍存在于国际体系中权力结构的再分配所引发的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当全球增长格局面临重大调整时，新旧增长实力间的摩擦势必加剧。中美贸易战就是对“修昔底德陷阱”的最好解读，中美贸易摩擦冲突的深层次原因不仅在于贸易，而在于中美关系，反映了中美可能处在“修昔底德陷阱”所描述的情形中。
邹静娴认为，从长期经济增长的视角来看，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解释过往的贸易摩擦，一是当一国长期增速相对放缓时，往往倾向于挑起贸易摩擦；二是当全球经济增速排名发生剧烈变动时，贸易摩擦程度加剧。其中，前者谈的是一国经济增速水平值的变动，强调一国自身发展；后者则是全球经济增速的变动，关注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大调整。
贸易逆差加剧中美贸易摩擦
“美国打贸易战有经济原因、政治原因和战略原因。经济动机是中美贸易逆差较大，只要与谁存在较大贸易逆差，美国就会对谁发动‘贸易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著名国际问题研究专家金灿荣此前曾分析认为。
据商务部网站统计的数据显示，1979年中美贸易额为24.5亿美元，2005年中美贸易总额达2116.3亿美元；2005年中国对美国出口1629亿美元，从美国进口487.3亿美元，顺差为1147.7亿美元。另据美方统计，2005年美对华贸易逆差激增24.5%，达2016亿美元。在中美贸易中，1979到1982年美国为顺差，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1996年贸易逆差达395亿美元。中方统计表明，在1979到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为逆差，自1993年转为顺差，1996年顺差为105亿美元。
邹静娴认为，在美国挑起的历次贸易战中，长期经常账户逆差是引爆贸易战的主要原因，同时缩小贸易逆差也成为了美国贸易战的一大诉求，而长期巨额逆差的根源又是由于美国自身经济增速不及其他贸易伙伴国。
在邹静娴看来，一个国家虽然有更高的增长率，但如果它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增长速度更快，则该国可能反而有较低的经常账户余额。尽管美国经济增长率高于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但在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当中，存在一些具有更高增长率的国家，尤其是一些新兴市场的发展中国家，和这些国家相比，美国出现经常账户赤字是正常的事情。
为何美国逆差扩大时往往与别国的贸易摩擦就会加剧？
“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就曾以‘我对我的理发师有长期赤字，我的东西他什么也不买’来解释经常账户余额的无关紧要性。前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加里·科恩（Gary Cohn）也曾反复向特朗普总统传递信息称，美国的贸易逆差能让美国人能够购买更便宜的商品。因为价格具有竞争力，来自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的商品涌入美国。美国人在这些进口商品上节省了开支，从而有更多的钱用于其他产品、服务和储蓄，这就是全球市场的效率所在。”在邹静娴看来，众多经济学家都曾指出，经常账户逆差本身并不一定是坏事。
“但在政客眼中经常账户赤字总与失业、汇率操纵等问题挂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始终认为，美国的逆差意味着就业机会外流，并且这种逆差格局是因为美国遭受了‘不公平’的贸易规则导致的。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就曾猛烈抨击美国的贸易政策，在他看来，美国当下的贸易协定允许廉价的外国商品涌入美国，从而夺走了美国工人的工作机会。特朗普总统还曾于今年3月发布的社交推文中谈到，当一个国家与几乎每一个有贸易往来的国家之间都蒙受数10亿美元的损失时，贸易战就是好事，而且能轻易取胜。这代表了美国执政者的常见想法。正是因为他们认定美国的巨额逆差有损于美国经济，并且这种逆差源于’不公平’对待，应该且能够通过贸易战得到‘纠正’，所以才看到美国逆差扩大时往往伴随着贸易摩擦的加剧。”邹静娴认为。
未来贸易摩擦势头取决于“技术进步”与“意外”的赛跑
邹静娴认为，一国长期的增长率背后是以生产率进步为支撑，从这一视角来看，未来贸易摩擦的势头取决于“技术进步”与“意外”的赛跑。长远来看，中美贸易摩擦背后折射出的是中、美两国在长期经济增速以及生产率进步上的差异。
金灿荣也认为，经济上真正的原因，还是美国感觉到中国产业进步的威胁。
2013年，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提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已进入“长期停滞”阶段。始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造成了自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性经济衰退。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虽偶有反弹，但总体始终处于低迷状态。伴随着全球经济的低增长，是一系列世界经济活动的低水平，可概括为：低投资、低贸易、低资本流动、低通胀、低利率。
邹静娴分析认为，金融危机后不同经济体的增长路径和复苏程度也呈现出显著差异，未来各国在经济增速表现上将进一步分化，进而导致全球治理格局大变动，这可能是经济增速相对变化激化贸易摩擦的另一渠道。
“目前看来，从发达国家深陷的长期停滞的成因上看，短期内改善希望不大，但新兴经济体的情况则相对乐观，这主要源于其相对健康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在技术追赶上的‘后发优势’。在中美贸易上，如果两国在经济增速上的差异不发生根本性的扭转，那么当前这种经常账户失衡的局面就不会彻底改变，可以预期，贸易摩擦也会长期延续。”邹静娴认为。
在邹静娴看来，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在两种情况下可能得以缓解，一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能够再次掀起一场颠覆性的技术革命，将全球经济引领到一个更快的“全新赛道”。如此一来，各国都可以从新的做大的“蛋糕”中分得一杯羹，尤其是原本已经处于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还可能迎来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一结局无疑是皆大欢喜的。但目前来看，似乎尚未出现这样的“技术进步”迹象。另一种可能就是中美之间经贸联系减弱，尽管这可能无助于美国整体贸易逆差的缩小，而仅仅是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但这可以将贸易摩擦的“火力”分散，有利于缓和中美两国间的贸易摩擦。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陈岩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