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海年
欧美近代文明源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文化的反思与进化推动了欧洲制度的变革，成为孕育近现代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土壤。中国经济因改革开放创造了40年奇迹，现在国内转型升级和国际秩序重构方面都遇到了新的挑战，恐怕必须要从文化文明方面寻找答案。只有发动中国版的“文艺复兴”，才能推动中国传统文化文明升级进化，并与西方文明相互融合，在开放中走出中国之路，形成人类未来文明和不同的多元化新格局。
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与文化文明的研究，始终遵循着不同的研究体系。其实，文化与经济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关联性，文化可以作为经济的内生因素并以经济学的方式进行研究与影响。从14世纪到17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到西方近现代科技文明的发展，及西方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与发展，都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和必然的因果关系。中国的经济崛起非常迅速，将来的持续和转型升级需要更深层次的文化支撑，需要中华文明的复兴。但文化复兴绝非复古，必须与现代文明相互结合，与西方文明取长补短，实现进化和新生。
文化是经济的内生变量
社会科学本是一家，完全可以有统一的理论方法进行解读。人类个体存在着动机能力二维模型，都在寻求满足其动机目标回报的最大化，并在其能力限制下付出最小的精力与物质等代价。在多个个体情况下，就会存在制度，亦即人与人交往的规则。由于制度的形成与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变得可以预期，这大大降低了人类社会沟通与合作的成本，使得群体可以比个体或者单纯的个体之和发挥出更大的甚至是革命性的作用。
制度由于其供给者特征分为三类：一是由整个人类群体单位（如国家、民族或社会）共同形成的，并且变迁往往是缓慢进行的，称之为软性制度，包括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价值观之类的方面，也包括风俗、传统等习惯；二是由政府、立法机关等权力机构有意识、有机会制定的法律政策之类的规则，往往有暴力机构保障其强制执行，称之为强制制度。强制制度一般会以软性制度为基础来制定；三是由交往各方在具体交往事项中自发协商形成的契约制度，一般会遵从于软性制度和强制制度，而一些创造性的契约制度，也可能逐步扩散开来，并延续下去，最终可能改变或充实软性制度，也可能带来强制制度的变革与更新，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改革。
文化一般是软性制度的重要表现形式，会大大影响人类个体的动机构成，影响个体对回报的衡量。文化又会推动强制制度的变革或变迁，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又会带来制度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应该说，“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必须遵循不同文化的相互包容和交流，以此为基础实现经济活动的交往，并制定相应的强制制度规则或契约制度规则，使得“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更加有利于各方参与者的共赢，更加有利于战略合作的长期持续、稳固的发展。
中国文化的元素分解
文化元素可以分解为哲学特征、标识特征、习俗特征和地域特征四个层面。
中国文化元素的哲学特征是指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主要是演绎法和中庸平衡的概念，即从整体和抽象出发，天人合一，这个层面的特征在儒、释、道和易经等得到很好的体现，这个层面的特征往往和宗教有着紧密的联系，是文化的顶层元素。
中国文化元素的标识特征主要包括汉字、书法、国画、音乐、文学、中医、建筑、龙图腾等方面，相对哲学特征具象一些，看到这些符号就会立即想到中国，这些标识特征是文化哲学元素第一层面的载体。
比标识特征更加表面的，还有中国文化元素的习俗特征。习俗特征比标识特征更加具象，与日常生活关系更加具体，这些特征也无所谓好，无所谓坏，只是跟别的国家风格不一样。比如我们的饮食，中国菜是最有名的，和欧洲饮食、印度饮食有着明显的区别；再如春节等中国的节日和一些风俗传统习惯，其中也蕴含了大量的文化故事和历史内涵；还有服装服饰，民族特征的服装也是文化元素重要的体现。
而最为表面的，就是文化元素的地域特征。这一层面的特征是文化在早期最先形成的，比如梅花、牡丹、熊猫、泰山、长江、黄河这些，由于中华民族最早在这里诞生，与这些相伴，把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概念和内涵，孕育到了这些纯物质的东西或者纯外在的东西里面。
应该说，从历史的角度，首先会形成文化的地域特征元素，然后形成习俗特征元素，再之形成标识特征元素，最后抽象为哲学特征元素。最终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中国文化，就是“和”字，表示一种中庸和平衡的状态。首先是禾苗与人口，是中国文化的农业历史基础，是人对自身的平衡状态；其次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可以和而不同；再者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
以这种“和”的精神和境界来设计新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来推动“一带一路”，来实施“一带一路”，必然可以与相关邻邦、不同文化友好相处，合作共赢。
中国文化的发展路径
中国文化之所以会演变成当今的情况，有其历史原因和路径。
中国的地理与地域特征，包括幅员辽阔的平原特征、适宜农业的气候环境和大河大江的地理条件这三大因素，在文化与文明发展的初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应对自然的能力很弱，文化与文明的发展必然受到自然和地理环境的约束与决定，再加之那时的大洪水，使得人们必须团结，而且必须服从像大禹这样领袖的统一指挥，才能对抗自然灾害，从而形成了几千年的中央集权国家。同时幅员辽阔的大平原，又让中国易于统一，帝国的疆域一直延伸到交通的能力极限，形成了中央大国。平原与气候使得农业成为支柱产业，最终形成了中央农业大国。再看希腊的地理环境，是分散的众多海岛和山地，因此早就了他们协商民主、经商支柱的离散小国状态。
在人类文明起步后，中国的农业文明和大国环境决定了人口众多、视野广阔的文化特征和高度。因此中华文明更多的思考人与人的关系，形成了抽象演绎的思维习惯，而早期的团结使得人的权威高过了神的权威，生活相对稳定和安逸，没有形成原创的统治性宗教。
在公元前5-6世纪，人类能力不断提升，自然不再成为人类命运的主宰，人类开始有时间思考，在希腊、在中国、在印度，几乎同时涌现出大量的思想家、哲学家，虽然这几大文明很少交流，这些思想家也互不认识，更没有学术上的交流，但是大家都在进行人类最深层次的思考，人类主要的革命性哲学与科学思想在这个神奇的历史阶段在不同地点开始各自并行萌芽，人类文明第一次有了自发的分工。当时的希腊受自然环境的挑战更大，古希腊智者在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印度多灾多难，智者致力于思考人与神的关系；而中国的环境较好，人口繁衍众多，智者就更多的思考人与人的关系。
由于最早的地理环境差异，带来了不同文明的不同孕育起点，在第一次大思考时代（公元前5-6世纪）形成了不同的思考主题和习惯，形成了不同文明的历史路径。
文明因何兴衰？
人类早期孕育了几个伟大的文明，可是却有着不同的结局。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古代埃及都已消失，只能从考古遗迹和别的文明的记载中窥其一二；古代希腊先亦消失，在经过约千年的中世纪后才又文艺复兴，重又变迁进化；古代中国一直延续至今，虽然也间或起伏荣辱，但从未中断，今又重焕新机。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文明和文化的兴衰？是文明和文化的先进与强大程度吗？似乎不是正确答案。古巴比伦和古印度都是当时最强大和最先进的，但都消失了。古罗马和宋帝国也是最先进的，也分别被阿拉伯帝国和蒙古帝国打败。
决定能否生存和进一步进化发展的真正原因是如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因素。适当的竞争环境可以给文明和文化带来前进的压力和动力，不同文明文化的碰撞也产生新的文化火花。因此，太强大而无敌手、太弱小而易被消灭、太孤立亦无对手这三种情况都不利于文明与文化的长期发展演化。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存在一个文明兴衰的悖论：太弱小了会衰亡，太强大了也会衰亡，因为太强大了就会吞并其他文明，就缺乏对等可竞争的力量使其时刻保持警惕，时刻保持变革与前进的动力。
中国很早就实现了统一，在北起荒漠、南至大海、东至大海、西至高原的广阔地域建立了中华文明，在汉唐时太强大，周边都成为中华文明的附属，无论日本、越南还是朝鲜。由于缺乏实质竞争，包括北方的匈奴都只是零星骚扰，即使打进来也会被同化，因此中华文明一直处于盛极而衰、衰而分裂、复兴统一的历史循环中。而当时的罗马虽然也很强大，但是与中华文明的距离超出了当时的有效交通能力范围，两个文明无法形成实质的竞争关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西方近代科技革命大大提升了有效交通能力而突破了距离局限为止。
这种文明与文化的竞争格局与市场经济中企业的竞争格局在规律上完全相同，可以说只有市场中存在足够多的有效竞争主体，才有助于市场生产力水平的健康发展和持续提升。
文明文化的竞争力分为软实力和硬实力两个部分。其中软实力包括文化和制度，称之为文明情商；硬实力包括经济、科技和军事水平，称之为文明智商。文明情商从根本上决定了文明智商的发展，而文明智商的提升又会反过来为文明情商的改进带来空间和机会。
文化作为制度第一层面的软性制度，会影响甚至决定人的行为动机，影响人的价值观，改变其对回报的衡量标准。而经济和科技水平影响的是人的能力，会改变人追求回报的行为成本。人的动机来自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其中自然属性驱使个体追求生存及其改善，社会属性驱使个体追求公平比较与社会相对水平的改善。正是这两方面的属性推动个体的进步，而个体以及社会竞争单元的进步又推动整个社会乃至文明与文化的进步。文明兴衰的原因正是如此。
中国文化的全球化未来
因此，中国文化的复兴与持续繁荣，必然需要建立在与其他强大文明文化良性竞争、不断互动的基础上。当今的世界早已由于科技的进步使得整个地球都已处于有效交通能力范围之内，全球化趋势不可避免，不可逆转。
中国元素和文化创意的未来，必然会走向世界，这个过程既不是原来东方引领西方、替代东方，也不是西方替代东方，这个全球化进程既是你中有我，又是我中有你，既是中国走向世界、吸收世界元素，又是世界融合中国、吸收中国元素的一个双向进程，我们称之为CHINALIZATION 。
中国的经济正在走向强盛，正在进行强制制度和契约制度的变迁和改革，但中国软性制度——文化也需要相应的变迁，这个变迁就需要融合国际文化元素，又要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基础上进行有破有立。因此中国文化的复兴决不是重拾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有其局限性，正是其局限性阻碍了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没有诞生出近代科技文明；而西方的近代文明也没有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没有解决多文明文化的冲突问题。这两大方面的难题必须通过中国“和”的概念来互相融合，我们既需要东方的思维，也需要西方的思维，我们既需要具象的思维，直接解决具体问题，也需要抽象的思维，在世界全局和历史全局的角度，系统性的解决整体问题。
可以乐观的预见，人类文明会不断进步、持续前进，就需要中国文明、欧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等多种文明和而不同的精华不断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人类文明需要经济学角度的良性竞争，有竞争才有进化，才有前进的动力。从个体的竞争，到企业的竞争，更高层面就是国家和民族的竞争，这个层面的竞争主要就是文化和制度的竞争。
是不是只有美国的制度才是唯一的最好的制度？现在看来不是这样，中国可以创造一个跟美国不一样的制度，这两种制度都可以把我们人类带向更美好的未来。中国文化存在长寿基因，使其成为人类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发展不能脱离历史，既需要有纵向的历史继承，也需要横向的不同文化文明直接的竞争、学习与融合。继承历史是为了走向未来，传统中不合适的需要改掉，应遵循人类发展的规律，应适应人类发展的阶段性。横向的融合，就是中国和世界其他先进文化文明相互融合的过程，既不是让世界全盘接受一个新的中国文化，也不是中国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应是相互融合的过程。文化文明需要一定的基数，人口需要达到一定规模，地域需要达到一定规模，具有足够大的规模效应，文化文明的数量也需要达到一定的程度，要有足够多足以相互竞争的、差异化的不同文化文明。只有这样，才能期待中国元素走向世界的过程会催生新的四大发明，甚至更多的大发明，中国文化的复兴必将推动整个人类文明的革命性进步，人类必将迎接一个更加伟大的未来。（作者为经济学博士，曾任大公国际研究院院长、诺亚控股首席战略官，现任清华控股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编辑严葭淇 主编商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