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马维辉 北京报道
黄海辉一直想找“隔壁”的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下称“环科院”）一起合作搞个实验，看看烟花爆竹的污染到底有多大。
黄海辉是中国烟花爆竹协会的秘书长，他们的办公地址是在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32号安全大厦，往北500多米就是环科院，步行还不到10分钟的距离。
双方目前还无缘合作，但公开表露出来的意思显然有点分歧。1月24日，烟花爆竹协会刚刚发文称，“中国烟花之乡”——湖南浏阳2018年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44天，足见空气污染与燃放烟花爆竹无关。2月3日，环科院内的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就发布文章，细数了烟花爆竹的“七宗罪”。
因为环保的原因，烟花爆竹近年来屡屡被地方政府禁限放。黄海辉告诉《华夏时报》记者，目前全国禁限放的城市已经达到800多个了。以北京为例，去年春节期间的零售网点还有87个，今年就减少到37个，少了一半多。
这对烟花爆竹销量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根据北京市熊猫烟花有限公司（下称“熊猫烟花”）向本报提供的数据，今年春节期间，北京全市总销量是2.3万箱左右。而在2009年，这一数字还是60万箱。10年间，北京市春节档烟花爆竹的销量减少了96.16%。
1400多年前，生于唐朝的“花炮祖师”李畋为了驱逐瘴疠发明了烟花爆竹，并且受到了老百姓的广泛欢迎。他可能不会想到，自己的发明最后竟然是因为“危害健康”的原因走向了消亡。
卖烟花的改行卖茶叶了
种种迹象表明，烟花爆竹的燃放量正在逐年走低。
往年春节，清扫大量的花炮垃圾往往是令环卫工人头疼的一件事。但今年，福州市西二环的环卫工人发现，以前装满4大桶的垃圾，如今只剩下不到2个垃圾桶了。市急救中心、市中医院等医疗机构接到的因燃放烟花爆竹而受伤的患者也比往年明显减少。在北京，除夕夜间至初一清晨的燃放高峰时段，PM2.5平均浓度下降了45.7%，就连火灾数量也比去年同期下降了94.1%。
于东（化名），原熊猫烟花市场部经理。本报记者联系上他的时候，才知道他已经离开熊猫烟花3年多了，提起自己的老本行，于东还是有点“心有不甘”的感觉。
他介绍说，北京市一共有三家具有烟花爆竹零售牌照的公司，但现在还在做的只剩下熊猫烟花一家。就连熊猫烟花的主业也不在烟花爆竹这一块了，而是转为了互联网金融。以前，熊猫烟花的办公室在朝阳区弘燕路，租的写字楼。现在则搬到了偏僻的房山区，与库房合并办公了。
“说白了还是没有人了，以前春节可以卖到正月十五，现在则只能卖到初五。今年全北京一共只有37个销售网点，以前光朝阳区就能有100多个。”于东说，“网点越来越少，销售季节越来越短，也没必要养活太多人了。”
回想往日时光，最好的时候还是2008年前后。2005年，北京市由“禁放”改为“限放”，压抑了多年的市场需求被集中释放出来，再加上2008年奥运会上的“大脚印”，烟花爆竹突然间就迎来了“黄金时期”。2009年春节，北京市三大花炮批发商的备货量是75.5万箱，最终卖出去60万箱，比前一年增加了37%。
十年后的今天，北京市春节档烟花爆竹的备货量已经只剩下4万箱，还不到当年的零头。
不能“一禁了之”
烟花遇冷，不光是在北京。
大年初七一上班，烟花爆竹协会就向会员企业收集春节档销量的数据，情况并不乐观。浙江下降了30%，福建下降40%，河北下降20%，安徽下降30%，天津下降100%，山东、四川和辽宁则基本持平。
“我们内部会商形势，基本判断是全国总销量下降20%左右。”黄海辉说。
以协会的一家会员单位为例，春节期间在中部某省份的销量下滑了60%，其中县城及以上城市的销量更是“全军覆没”。而在往年，这个级别的市场要占该公司总销量的70%以上。
为啥“全军覆没”？原因与政策有关。今年，该省发文要求全省县城及以上城市实施“双禁”（禁止销售、禁止燃放），个别县市在执行时又扩大了“双禁”的范围，对县城周边的乡镇也做出禁放要求，使得“双禁”区域的销量下降严重。
“烟花爆竹销量下降有多方面的因素，如‘8项规定’实施后，政府和国企组织焰火晚会曾经在一段时间内受到限制；2014年‘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发生后，大型活动也减少了。”黄海辉说，“但关键的原因还是环保禁限放，国家现在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方式是‘数天数’，一旦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不到要求，就会被问责。”
在环保高压态势之下，部分地方政府开始矫枉过正，有的推出了“一刀切”式的禁限放政策，还有的甚至是全区域禁放，例如天津。但问题是，禁限放管得住“正规军”，管不住“游击队”。有的“正规军”甚至会摇身一变，变成“游击队”。他们有供货渠道，有客户需求，生意照做不误，使得烟花爆竹“打而不绝，禁而不止”。
2月20日，国务院安委会刚刚通报案例：2月5日，广西柳州一家便利店发生烟花爆竹燃爆，造成5人死亡。据了解，事发便利店以前就从事过烟花爆竹零售，但2019年申请零售经营许可时未获批准，然后擅自非法经营，最终造成事故。
“治理烟花爆竹和大禹治水一样，堵不如疏，要让生产和销售‘明着来’。有管理的起码还知道危险在哪，搞成地下的才更加危险。”黄海辉说，“不能简单地一禁了之。”
“烟花爆竹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符号”
可以说，烟花爆竹这个行业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那么，企业都在干什么呢？
有的企业选择打价格战，同时在成本上偷工减料。号称1万响的爆竹，实际上可能只有8000发，反正也没有人真正会去数，行业内管这种产品叫“拉稀炮”。
“对于全行业来讲，这种行为就是慢性自杀，劣币驱逐良币，最后把整个行业的名声搞坏了。”黄海辉说，所以，协会要求会员企业都要加强自律，把产品质量搞上去，提质增效。
对外，烟花爆竹协会也在加强与地方政府的沟通。整个2018年，协会已经给各地政府发过40多个函件了，都是为了协调禁限放问题，也起到了一定效果，“很多地方没有把禁限放政策走得更加极端”。
去年底，烟花爆竹协会就分别给湖南省和江西省发函，建议出台“杜绝禁限放‘一刀切’”的意见。江西省复函做出了回应，湖南省则听取协会意见，于今年1月9日由4厅局联合下文，要求省内各地科学制定烟花爆竹禁限放政策，避免禁限放“一刀切”。
今年，烟花爆竹协会还将组团参加在墨西哥举行的第17届国际烟花大会，并在会上正式提出申办2021年第18届国际烟花大会的申请。
“国际烟花大会相当于烟花界的‘奥林匹克’，是行业最高层次的会议，参加者都是行业领袖，所以对贸易的拉动作用特别大，有助于促进中国烟花的出口。”黄海辉解释说。
在日本，每年8月都会举行盛大的烟火大会，这已经成为当地的一项传统节目。而在黄海辉看来，烟花爆竹在中国同样具有保留的价值。比如说，它可以起到扶贫的作用，烟花爆竹主产区浏阳和醴陵过去都是贫困县，自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扶持烟花爆竹产业，两者双双进入了国家百强县的行列。
由于安全原因，烟花爆竹是手工性很强的行业，机械化比例偏低。一箱价值100元的烟花，其中25元都是支付给工人的工资。长沙市400亿元的烟花爆竹产值，就能让35万个农民工实现就业。
“烟花爆竹的主产县基本上没有出去打工的，也很少有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社会问题。”黄海辉说。
在他看来，烟花爆竹还有重要的文化意义。现在都在提倡“四个自信”，烟花爆竹就是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春节期间放鞭炮、贴春联，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
“2013年农历新年，美国邮政总局就发行过一套以爆竹为主体图案的生肖邮票。在全世界范围内，烟花爆竹是最能够代表中国的、具有明显中国文化特色的东西之一。”黄海辉说。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陈岩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