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俊仙 南京报道
2月27日，证监会主席易会满亮相国新办新闻发布会并表示，要推进《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修订，大幅提升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通过持续监管和精准监管，促使上市公司及大股东讲真话、做真账、及时讲话、不做违法违规之事，以净化市场生态。对于中介机构的要求和投资者保护将进一步加强。
据《华夏时报》记者统计，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27日，遭到证券监管部门采取措施的A股违规行为逾3000多桩。而据证监会统计，2018年证监会罚没收入首次突破百亿元，市场禁入50人次。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表示，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的核心是优化投资法治环境，这有助于确保违法者失信成本高于失信收益，从根本上“解决金融领域特别是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过低问题”。
2018年罚单和监管函创新高
Wind资讯显示，根据上市公司公告监管部门采取措施的时间统计，2018年A股3114个公司或个人出现违规行为，该数值创下历史新高，且较2017年的1417个增长幅度近120%。回顾历史，自A股开市以来，历年出现违规的公司或个人数量呈现逐年增长态势，尤其是自2008年以来，每年违规数量均能刷新以往纪录。
趋势不变的是，2019年年初至2月27日，共408个公司或个人因出现违规行为而遭到调查或已公布处罚结果，而该数值在去年同一时间段为349个。
记者注意到，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27日，除欧浦智网、利源精制、全新好、多喜爱、高斯贝尔以及高升控股等28家上市公司（包括公司和个人）尚处在立案调查阶段外，其余近3500家企业或所涉及的个人均已遭到交易所、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采取相应措施，所涉及的企业和个人包括上市公司本身、上市公司股东、上市公司参控股公司、高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等。而被采取的措施包括纪律处分、行政监管措施或行政处罚等。
按处罚措施分类，在这其中，沪深两交易所对2个公司或个人进行口头警告，对430个公司或个人“公开谴责”，对833个公司或个人进行“通报批评”，对1050个公司或个人进行“监管关注”；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对2个公司或个人“公开谴责”，对14个公司或个人进行“监管关注”，对20个公司或个人“约见谈话”。
此外，有404个违规行为遭“出具警示函”，深交所出具两封，其余为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出具；105个违规行为遭到“责令改正”，深交所出具两封，其余为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出具；约50多个人遭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市场禁入”的处罚决定，其中9人遭到终身证券市场禁入，*ST长生的高管高俊芳等4人均遭终身市场禁入，占据最多席位；约606个公司或个人遭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公开处罚”，处罚金额从3万元-6000多万元不等。
罚款比重仍偏低
以此计算，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27日，公司或个人遭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公开处罚”的数量，在所有遭监管层采取措施的公司或个人数量中的比例为17.3%，亦即公司或个人遭罚款的比例为17.3%。
根据罚款金额排行，被罚金额最高的是易事特高管何思模，因“操纵证券市场”和短线交易合计被没收违法所得6399.71万元，并遭罚6409.71万元；其次是华菱星马高管陈先才和金方放，因为内幕交易被没收违法所得合计8122.11元，同时分别遭罚4061.05万元；接着是鱼跃医疗和万东医疗的董事长吴光明，因为内幕交易和短线交易，遭“没收违法所得”919.1万元，并处以2777.29万元罚款。
被罚金额最高的公司是重庆中新融鑫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下称“中新融鑫”），其2014年至2016年期间增持荃银高科的行为违规，其中因信息披露违法被处以40万元罚款，因限制期限内买卖股票的行为被罚2400万元，合计罚款2440万元；“亚军”是国信证券，合计被罚2100万元，其中没收保荐业务收入100万元，并处以300万元罚款，没收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收入600万元，并处以1800万元罚款；“季军”是东方证券子公司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其在粤传媒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中存在违法行为，遭到没收业务收入595万元，并处以1785万元罚款。
除此之外，阳普医疗高管、华谊嘉信股东和界龙实业股东的被罚金额均在1000万元以上，天奇股份、新日恒力、万业企业和科融环境等4家企业的高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遭罚金额在500万元-1000万元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证监会对厦门北八道集团开出的“天价罚单”——罚没款56.69亿元，对知名证券节目主持人廖英强罚没1.29亿元等多个操纵市场类案件未在上述Wind的统计内，因此根据证监会的统计，2018年其一共罚没款金额106.41亿元，同比增长42.28%。
如何提高违法成本？
据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智斌律师向记者介绍，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面临的违法成本主要在三方面：一是刑事法律责任，二是行政法律责任，三是民事赔偿责任。加大违法人的违法成本，应当在以上三个方面进行“三位一体”的制度设计。
“除了刑事法律问题外，行政法律责任受限于现有证券法的规定，罚金、市场禁入等行政处罚措施力度有限，如果是内幕交易或者操纵市场，可以按照获利倍数罚款，但如果是虚假陈述，顶格就是60万处罚，除此之外对直接责任人还可以采取市场禁入措施等。”王智斌如是表示。
事实上，证券市场违法成本低一直饱受诟病，如ST保千造假借壳上市，证监会最终决定对上市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罚款40万元，对主要负责人、董事长庄敏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罚款60万元，对其余涉案股东和董事的罚款金额在10万元-20万元不等；皖江物流2012年和2013年共计虚增收入91.55亿元，虚增利润4.9亿元，但上市公司仅被证监会给予警告并处以50万元罚款，董事、策划人汪晓秀被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董事长孔祥喜被给予警告并处以10万元罚款，其他21位涉案人员仅被处以3万元罚款。
刘俊海向《华夏时报》记者指出，虽然社会上有议论认为监管部门对有些违规行为的处罚过轻，但也应理解证监会依法办事、在法律授权范围内行使处罚权的苦衷。从立法的角度看，证券法修订能够让证监会更好地行使公权力。
而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已表示，将要推动修订证券法，提高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
对此，刘俊海希望能加快证券法修订步伐，他建议：“证券法的修订既要坚持和完善信息披露等违法行为的处罚制度，又要与时俱进提高罚款额度，将定额罚款修改为违法侵占上市公司资产的百分比（如50%），一定要让那些不能自律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公司高管疼痛难忍，让他们不愿非法侵占、不敢非法侵占，即使胆敢非法侵占，要让他们付出沉重代价。”
武汉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认为，违法成本低是上市公司信息造假的根本原因，“我们应该借鉴美国萨班斯法案修法，凡是在信息发布文件上签字、背书的高管都应该承担相应的刑事和民事责任，让犯罪者牢底坐穿、倾家荡产。”
此外，王智斌指出，全国各地有不少针对虚假陈述行为提起的民事索赔诉讼，但索赔金额和违法获益相比仍属“九牛一毛”。针对内幕交易行为的民事索赔诉讼，由于司法解释缺位，目前仅有投资者诉光大证券内幕交易案一例胜诉判例，绝大部分内幕交易行为人并不会实际面临投资者的民事索赔；对于操纵市场的行为，证券法规定行为人应当对投资者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赔偿哪部分投资者、如何确定投资者的损失范围，这些均无细化规定，因此司法实践中，至今不存在针对操纵市场行为民事索赔的胜诉案例。
而刘俊海也表示，引进惩罚性赔偿制度、公益诉讼制度，有助于大幅提升中小投资者的维权收益，有效降低维权成本，建议在证券纠纷领域继续推进立案登记制改革，废除虚假陈述民事赔偿中的行政处罚前置程序，全面加大投资者权益保护力度。
编辑：严晖 主编：陈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