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马维辉 两会报道
2016年3月11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正在这里举行。
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孟晓驷第二个发言，她表示，全面两孩政策一出台就迅速点燃舆情，但她们在调查中发现，许多妇女“不敢生”、“生不起”，就业困难、经济负担、照料负担就像三座小山一样压在妇女的肩头。
彼时，全面两孩政策刚刚实施2个多月。
“目前公共托幼服务还不能满足群众需求，特别是针对0-3岁孩子的公共托幼服务几乎为空白，而雇人照料孩子的费用甚至可能超过夫妻一方劳动收入。”她说，“落实全面两孩政策不能止步于松开‘一个孩子’的政策，还需系列配套措施。建议大力发展公共托幼设施和服务，减轻家庭的照料负担。”
3年过后，回过头来再看看孟晓驷当初的发言，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3年之中，每到两会，0-3岁孩子的“托幼”问题都会成为焦点，据《华夏时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总计已有21位代表委员提出过相关的建议或提案。
针对这些建议提案，主管部门每年都会一一做出答复。2018年9月6日，国家卫健委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6111号建议答复时表示，卫健委将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措施，促进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发展。
去年两会，原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曾经表示，我国婴幼儿（主要指0到3岁）发展规划正在制定。
如何解决二孩妈妈的后顾之忧
2016年，当时的国家卫计委曾经针对全面两孩政策进行过一次调研。结果显示，在不愿生育“二孩”的母亲中，有60.7%是出于孩子无人照料而放弃生育的。
在随后三年中，每当0-3岁孩子的“托幼”问题被写入代表委员的建议提案时，这个数据就成了经常被引用的一句话。
2016年，提出这方面建议的代表委员还比较少，除了孟晓驷以外，似乎就只有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卫计委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马旭了。他建议说，幼儿园应该向0-3岁扩展，扩建“托幼”机构，由教育部和卫计委共同管理。它不仅包括教育，还应该包括儿童的保健、喂养等。
2017年，全面两孩政策已经实施一年，意识到“托幼”问题的代表委员也逐渐多了起来。当年共有全国人大代表、惠州市政府副秘书长黄细花，全国人大代表、扬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敏，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原副主席崔郁，以及来自江苏的两位全国人大代表、南京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吴晓蓓和江苏瑞信律师事务所主任刘玲等5位代表委员提出了相关建议或提案。
吴晓蓓和刘玲在建议中写道，政府应该正视0-3岁“托幼”的实际需求，出台相关政策法规，明确政府对公共托幼的责任和义务。并在此基础上制定0-3岁的托幼行业标准，对托幼机构的场地、设备、人员资质、卫生、安全、收费标准等诸多条件作明确规定。
“0-3岁托幼工作不仅关乎女性的就业与发展，更影响人口再生产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家庭的问题，更是社会的问题。”她们说。
2018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换届，又有不少新面孔加入到关注这一问题的队伍中来。他们分别是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卫计委主任郭玉芬，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总工会副主席李素萍，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妇联副主席高莉，全国人大代表、新野鼎鑫电子精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馨，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妇联副主席黄绮，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胡卫，全国政协委员、民革新疆区委会专职副主委邓红。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也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大力发展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的提案》。
“我在调研时发现，生育二孩给女职工就业带了很大的压力，很多女职工愁着生完孩子没人带，这成为阻碍女性生二孩的重要原因。”李素萍代表说，国家应该出台配套政策鼓励企事业单位建立托幼机构，解决女性及其家庭的后顾之忧。
到了今年，提出这方面建议和提案的代表委员就更多了。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龚建明建议，由卫生健康部门牵头，尽快出台3岁以下托育政策性文件及工作规划。全国人大代表、铜化集团六国化工氮肥厂质量计量部副部长丁宏锁建议，加快建立公办托幼中心，解决0-3岁婴幼儿入托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原副主席赵东花提交提案，由卫健委牵头，建立跨部门协调工作机制，从国家层面加快对3岁以下托幼服务的顶层设计，统筹推进托幼事业发展。
光是在黑龙江代表团中，就有3位代表就这一问题发表了意见。他们分别是全国人大代表、中车齐齐哈尔车辆有限公司货车分厂电焊工张敬华，全国人大代表、渤海靺鞨绣第四代传承人孙艳玲，以及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市佳音英语学校校长陈佐东。
以孙艳玲为例，她建议多管齐下：政府将发展公共托幼服务纳入为民办实事工程，在设施、资金上加大投入；新社区、新小区要同步建设托幼机构；鼓励社会资本投入托幼事业；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在获得相关资质的情况下，在企业内开办托幼机构尤其是接收0-16个月婴幼儿的托儿所；还要鼓励幼儿园等服务机构增加延伸服务，开办0-16个月托幼服务。
“要减轻双职工家庭的负担，同时使二孩妈妈没有后顾之忧，早日重返工作岗位。”孙艳玲说。
“正在研究制定国家婴幼儿发展规划”
针对代表委员的问题，主管部门每年都要做出回应。
早在2016年两会，原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在答记者问时就表示，各地要推进3岁以下婴幼儿托幼机构的建设，鼓励以社区为依托，兴办托儿所，也鼓励女职工集中的单位恢复托儿所。
了解国情的人都知道，遍地的企事业机关附属托儿所曾经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只不过，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随着国企改革的大潮，托儿所等“社会化职能”也被大规模地剥离，消失在历史的烟波浩渺之中。
2017年8月31日，针对吴晓蓓和刘玲两位代表的建议，原国家卫计委回复称，目前，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工作还没有明确的主管部门，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等还不健全。根据2016年中办、国办印发的《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其牵头单位为“国家卫生计生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事实上，“没有明确的主管部门”一直是0-3岁孩子“托幼”问题难以解决的最大障碍。《0-3岁儿童托育服务行业白皮书》显示，多地教育部门称，学前教育从3岁开始，0-3岁的托育不归其主管，故早已停止发放托儿所牌照。
“一些创办者由于拿不到教育许可，转而又去工商部门以‘教育咨询机构’名义办理营业执照，把托班先开起来。但工商部门又表示，教育咨询机构不具备提供午餐、全日制托育资格。这些复杂的创办流程让民办机构望而却步。”《0-3岁儿童托育服务行业白皮书》称。
2017年，原国家卫计委还表示，目前，相关部门正在研究促进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的政策措施。下一步，卫计委将会同相关部门，研究相关政策制度和标准规范，积极推动婴幼儿托育服务工作的规范发展。
又过了一年，促进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的政策措施仍然未能出台。2018年9月6日，经过国务院机构改革，已经改名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6111号建议的答复》还是：“我委将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政策制度和标准规范，积极推动婴幼儿托育服务的规范发展”。
不过，这次答复中还是有了一些新的表述。例如，针对“鼓励民营资本、社会力量参与”的建议，国家卫健委回复称，“我委将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政策措施，促进形成举办主体多元化、服务形式多样化、满足群众多层次需求的婴幼儿托育服务供给体系”。
而对于“为提供婴幼儿托育服务的机构实施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的建议，卫健委也表示，“财政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出台相关政策措施，让更多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享受优惠，企业举办的符合条件的托育服务机构均可依法享受支持和优惠政策”。
2018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透露，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国家卫计委、财政部、教育部、民政部等相关部门正在进行调查研究，将制定我们国家婴幼儿（主要指0到3岁）发展的规划，制定行业标准，制定推动和支持婴幼儿事业发展的政治措施，预计今年年内出台。
去年12月，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确定的“明年重点工作任务”中，曾经提到过“加快育幼服务业发展”。
今年两会，针对0-3岁孩子托幼的问题，国家卫健委尚未公开表态。3月8日，在两会第三场“部长通道”上，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曾经就“看病难”、“癌症防治行动”两个问题回答过记者的提问。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陈岩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