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金微 北京报道
助贷，正成为互联网金融转型的重要方向，也成为其盈利的主要来源。
近日，多家在美上市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发布公告显示，助贷类业务快速增长。乐信财报显示，2018年4季度，乐信通过为各类金融机构服务而获得的金融科技收入达到8.25亿，同比2017年第四季度的1.91亿增长了331%。
拍拍贷发布的2018年业绩报告显示，全年放款614.98亿，与2017年的656亿相比，下滑了6.3%。但是四季度助贷业务增长迅速，通过撮合机构资金促成的借款金额占总撮合额的比例，从2018年第三季度的14.3%上升至第四季度的20.4%。
另外，汽车金融交易平台易鑫集团发布2018年度业绩报告，易鑫2018年总收入为55.33亿元，同比大增42%。其中，贷款促成业务（简称助贷）表现尤为亮眼，同比增长达到126倍。在这些上市公司的财报中，助贷成为重要的增长极。
监管之下向助贷转型
实际上，目前业界对于助贷并没有统一的定义，通俗的理解就是为放贷机构的贷款业务提供支持和帮助。目前，业内的助贷是银行等持牌金融机构，通过助贷平台，向平台推荐的用户发放贷款。一般而言，由平台推荐给金融机构的用户经过审核，但由于监管要求金融机构风控不可外包，所以平台推送后，金融机构还会进一步进行风控审核才可贷款。金融机构按一定比例支付给助贷平台佣金。
从整个金融科技行业趋势看，引入机构资金、发展助贷业务正成为各个头部平台新的着力点。
在互金严监管整治之下，一些剩下的P2P纷纷开启了转型的大幕，助贷也成为重要方向。“现在监管逼得P2P不得不转型，三限方案限制了成交量，如果不转型基本就是等死，P2P的问题一定要在发展中解决。”一名P2P负责人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去年开始慢慢引入机构资金合作。
另一方面，以往现金贷、金融科技企业等资金都来源于P2P，随着行业趋严、市场萎缩，资金端来源受限，这些企业只能借助自身的助贷能力和科技能力与金融机构合作形成“联合贷款”的模式。
网贷的这种转型有监管层的支持。2018年12月19日，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P2P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发布了《关于做好网贷机构分类处置和风险防范工作的意见》，其中明确指出“积极引导部分机构转型为网络小贷公司、助贷机构或为持牌资产管理机构导流等”。
事实上，助贷的发展，金融科技快速发展也是重要推动的因素，加上金融业务的场景化，各类机构对金融的支持从获客深入到风控环节，助贷的发展越来越快、花样越来越多。
“分工协作能显著优化资源配置。在金融行业，类似助贷这样的分工协作，也是趋势所在。而助贷的发展，深化了金融产业链分工，也会逐步模糊金融与非金融的界限。”苏宁金融研究院互联网金融中心主任薛洪言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
国内资深小微信贷专家、兀峰科技董事长嵇少峰认为，受限于小微信贷最后一公里铺设的难度与成本，银行与外部小微信贷机构、金融科技公司、融资担保公司等进行资源互补的助贷合作，共同拓展小微信贷市场，对市场与机构来说是一种多赢的选择。
监管的选择
近期，浙江、上海等地监管关注“助贷”和“联合贷”业务风险，释放了更多监管信号，有人将2019年喻为助贷的监管元年。
关于助贷最早的监管文件，源于2017年8月，银监会曾下发了《关于就联合贷款模式征求意见的通知》，探索互联网贷款模式，征求联合贷款模式的意见。通知要求，只有“经中国银监会批准设立，持有金融牌照并获准经营贷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才能从事互联网联合放贷业务。
在2017年12月，监管下发《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开展贷款业务的，不得将授信审查、风险控制等核心业务外包。
2019年1月初，浙江银保监局下发了《关于加强互联网助贷和联合贷款风险防控监管提示的函》，对当地城商行开展“互联网助贷、联合贷款”业务提出更高要求，主要要求包括核心风控环节不得外包、资金不得出省。
2019年1月14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推进农村商业银行坚守定位 强化治理 提升金融服务能力的意见》，要求农商行严格审慎开展综合化和跨区域经营，原则上机构不出县（区）、业务不跨县（区），应专注服务本地，下沉服务重心，当年新增可贷资金应主要用于当地。
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银保监局党委书记韩沂在全国政协驻地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针对银行与第三方机构联合贷款业务，上海在去年就下发了相关文件进行整治，最近再度重申，要求违规总额不得再增加。
“从文件来看，助贷要有自身的边界，银行是最终风险的承担者，对银行的风险评估和贷后管理能力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若银行不满足这些基本条件，靠助贷做大规模并跨区域经营，会造成相关银行的信用风险过载，给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带来潜在风险隐患。”薛洪言说，所以对助贷的管制中，有一条就是不允许将核心风控环节外包，并要求助贷机构向放贷的金融机构开放必要的风控数据。”
另一方面，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降低贷款成本，增强信贷投放能力。这预示着监管除了规范发展时，可能会对小微企业的助贷有政策性的支持。
银行对助贷有现实的需求，因为要完成如此多的业务，要么寻求自身的技术突破，要么寻找外部的合作伙伴。
一位国有银行零售业务相关人士表示，银行如今都在转型零售业务，但银行传统获客渠道中的优质客户早已被开拓得差不多了，急需其他获客渠道。银行系统内部有共债体系，银行的优质客户已经达到借贷的最大限额后，其他银行无法再对其进行放贷。“互联网金融的获客渠道则与银行不同，其客户与银行存在错位，银行与互联网金融平台达成协议，以此补充获客来源。”
薛洪言表示，助贷是好事，有助于推动信贷资源的优化配置，扩大信贷融资的覆盖面，降低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以助贷为标志，金融产业链在不断深化，这也是一种创新。这种创新，你可以说是突破了现有监管的框架，也可以说是一脚踏入了监管空白地带。但从监管与金融机构漫长的博弈史中不难发现，只要创新要有助于资源配置、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等金融基础功能的实现，监管终究会向创新‘妥协’。”他说。
责任编辑：孟俊莲 主编：冉学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