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石省昌 陈锋 北京报道
虽然市场上早已盛传摩根大通要增持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上投摩根”）股份，《华夏时报》记者年初到访上投摩根时也得到肯定的回应，但在近期，这一事件有了阶段性进展。
根据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布的产权转让信息显示，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下称“上海信托”）拟转让持有的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上投摩根”）2%的股权。信息披露起始日期为2019年5月8日，披露期满日期为6月4日，披露时长共计26天。
如果本次转让成功，上海信托对上投摩根基金的持股比例将由51%降为49%。如果摩根大通受让该2%股权，意味着，上投摩根将成为国内首家外资绝对控股的公募基金公司。但摩根大通是否能够获得这几乎是“量身定做”的2%股权，仍需要监管部门作出相关批示。
大摩小摩轮番增持合资基金公司的股权，一个企图第一大股东，一个企图控股权。外资在中国公募行业的布局加快了步伐。
摩根大通入华之路
摩根大通进军中国金融市场的野心早有端倪。
作为一家跨国金融服务机构和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摩根大通早于1987年就开始在中国内地投资及开展投资银行业务，主承销过多家国企发行项目，包括多起H股和N股重组上市项目。
2003年，摩根大通得到中国证监会批准，取得QFⅡ资格。随后，摩根大通旗下的基金公司摩根富林明与上海信托签署协议，合资成立上投摩根。第一任总经理王鸿嫔，在三年时间内带领上投摩根进入行业第一梯队，此后继任总经理章硕麟亦为摩根大通一系。也就是说，如若此次股权受让成功，中短期内，上投摩根的发展并不会发生根本性转变，对市场的刺激程度亦十分有限。
与此同时，摩根大通亦在中国布局银行、期货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以及担保公司等，其进军中国金融市场的决心可见一斑。
2007年，摩根大通成立本地法人银行，并陆续在北京、上海、天津、苏州、深圳、广州、成都、哈尔滨开设分行。同年，摩根大通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建立期货合资公司----摩根大通期货有限公司，是中国首家合资商品期货经纪公司。
2010年，摩根大通与第一创业合资成立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一创摩根”），根据当时的规定，外资只能在华入股一家合资券商，且持股不能超过三分之一，故摩根大通持股33.3%，第一创业持66.7%。次年，摩根大通签署了建立中外合资担保公司的投资协议，投资2亿美元布局中小企业领域。
2012年，摩根大通获得银监会批准收购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19.99%的股份；2016年摩根资产管理在上海自贸区成立摩根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但摩根大通在华发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一创摩根尽管在成立之初颇受看好，但其经营业绩持续不佳，2017年，摩根大通将股权全部转让至第一创业，却表示“并不意味公司放弃中国市场” 。
果不其然，2018年5月，《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发布，外资金融机构投资国内证券公司被允许“由参转控”，外资最高持股比例可达51%，摩根大通随即提交申请，拟持股比例51%，其子公司摩根资产表示，计划在上投摩根持有多数股权。2019年3月29日，证监会核准设立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摩根大通终于实现控股券商的夙愿。
中国市场的吸引力
摩根大通进军中国市场并非无的放矢。
施罗德投资中国业务总裁郭炜认为，海外央行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加大货币宽松手段，这对新兴市场将带来好处，提升海外投资人的风险偏好。
5月7日，在第十五届全球中国峰会媒体见面会上，摩根大通亚太区副主席李晶称，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上调至6.4%，并表示看好中国股市表现。这主要有五方面原因：财政货币政策宽松和经济温和复苏；2018年调整后，今年年初市场估值更具吸引力；人民币汇率稳定；美联储政策立场更温和；中国对资本市场融资政策的支持。
瑞银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是中国国内正在进行的金融改革，数据驱动创新，消费需求增长、产业升级以及贸易方向调整等长期驱动力，将支撑中国持续增长，并带来重大投资机遇；二是尽管2018年中国股票市场波动很大，但外资对中国股市及固定收益市场的投资仍呈现净流入状态；三是A股在2018年纳入MSCI指数，债券市场在2019年也会纳入相关全球指数，这些对于中国资本市场而言是重要的里程碑。四是从回报和多样化的角度来看，股票与债券市场均具备良好的投资前景。中国固定收益产品的收益，相比于很多发达国家较高，欧洲或者日本的固定收益产品几乎是零收益。
因此，谋求海外新兴市场投资，尤其是中国市场，外资争相进入发展。
2019年4月，摩根士丹利国际控股公司(下称“大摩”)拍得深圳市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技实业”)转让的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下称“大摩华鑫”）5.495%股权。若通过监管部门审核，大摩将晋升为第一股东，大摩华鑫则成为一家外资相对控股的基金公司。且根据证监会官网信息显示，大摩华鑫的5%以上股权及实际控制人变更的申请材料，早在2018年4月13日即有所公示，也即，其股权变更或不仅限于上述司法拍卖所涉及的股权。此外，王鸿嫔亦回归公募基金，正式出任大摩华鑫总经理一职。因此，王鸿嫔的“买办”生涯，也从小摩到了大摩。
同时，据数据显示，截至目前，143家公募基金公司中，中外合资企业达41家，外资机构持股比例为49%则达14家，首例外资控股公募基金或角逐激烈。
惠理集团是首批进驻中国内地设立WFOE的外资资管公司之一，于2009年在上海开设了办事处作为A股投资研究中心，该办事处目前已发展为有20多名本土员工且持有内地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牌照的私募基金管理公司。
惠理集团在回复《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是否会在中国内地设立100%持股的公募基金公司，未来将视情况及客户需求综合考虑。
从资金流入来看，在过去一年，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持续开放，基金管理的跑步开放已从私募扩展到公募领域。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对比，外资大举买入境内股票。截至2019年3月末，境外机构与个人持有境内股票市值16838.88亿元人民币，同月末公募基金持有A股市值19459.96亿元，二者差额仅2621.08亿元。2015年12月末，外资持股市值还差公募基金12376.85亿元，到2019年3月末缩小到2621.08亿元，外资足足追了9755.77亿元。
外资来了，是鲶鱼还是鳄鱼？
中国不断推进金融开放这一事实毋庸置疑，外资券商兵临城下，对本土金融机构带来影响已是共识，但影响几何，还需进一步观察。
但是，目前金融环境仍有较大不确定性。2019年5月13日晚，中国提出对原产美国部分进口商品提高加征关税税率，此举是为应对早前美国宣布进一步提高关税至25%，所“不得不采取必要反制措施”。
施罗德投资中国业务总裁郭炜认为，下一步中国证券市场的变化将会取决于以下因素：扩大外资持股限制(目前为30%)；完善QFII/RQFII计划以允许资本更容易进入/撤回；完善停牌机制以缩短潜在的停牌时间(与国际惯例接轨)。
而这些变化，也将进一步影响投资人的相关决策。
不过，外资机构是否成功本土化还有待商榷。公募基金领域向来竞争激烈，国外的投资经验未必能在中国行得通，在松绑49%红线之前，已有多家外资公司试参与到公募基金的竞争，出彩者寥寥无几。但海外金融行业的“狼性文化”，以及更为系统的投研能力和管理模式，将对多年依赖制度红利、习惯同质化竞争的本土企业产生一定冲击。
惠理集团表示，在中国大陆的团队中不仅包括投资研究人员，还包括销售和后台人员。过去十年，在内地建立起了强大的业务合作伙伴网络。展望未来，随着内地业务的拓展，将在内地进一步建立、建设本地团队。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外资公司，都意识到“水土不服”的问题，他们在聘请高管和招募员工时，也倾向于招募有对内地营运环境熟悉的人才。
瑞银相关负责人认为，无论是投资于哪一国家的资本市场与上市公司，既要有全球化的投资决策与执行平台，也要有本地化的投研和管理团队，只有这样才能对市场和上市公司有非常深入的了解，这是投资成功的必要条件。
2019年4月17日，全球最大的上市投资集团贝莱德（BlackRock）宣布，任命汤晓东为中国区主管。作为全球最大资管公司，贝莱德管理规模超过6万亿美元，且在中国内地布局多年。2018年7月以来，贝莱德在国内先后发行了2只私募基金。据报道，以贝莱德为代表的国际资管巨头正在快速布局中国业务，且在四处“抢人”，招募对象为能将其业务具体落实的中国本土化人才。
编辑：严晖 主编：陈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