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海年
本文是作者根据其2014年出版的《制度红利：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影响》（以下简称《制度红利》）和时势变迁及后续研究成果综合写作而成。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创造了经济起飞的奇迹，也改变了世界原有的格局，新格局的形成引起了不小的波澜，纵观人类文明几千年的历史，这是中西文明此起彼伏的大过程中，曾经领先的中华文明在近代两百多年退步落后后又重新复兴的小过程。认识、理解并推动这个过程，需要从经济增长的长期规律开始。
经济增长来自需求的增加，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需要个体需求的不断增加，总量和人均都很重要。根据作者在《制度红利》中的研究，个体对某类需求存在上限，若想持续增加，只有创造新类型新领域的需求，因此，更多人的需求满足可以带来经济总量的增长，但与人口总量相关，而个体需求类型数量的增加带来的则是经济内涵的增长和总量的持续增长，是经济发展水平质的提升。可以说，经济发展的本质就是不断推动创新，并将创新成果普惠到更多人，经济的目的和源泉都是创新，建立有效的制度体系，就是以改革发挥制度红利，制度红利就体现为人才红利和市场红利。
从追赶学习增长向领先创新增长转型，制度红利就是将人口红利转为人才红利
创新推动经济转型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核心基础，没有经济和科技创新成果对民族自身和对世界进步的贡献，文化和文明就会失去活力和影响力，文化、体制等构成的制度体系，与科技、经济、军事一起，是文明的五大支柱。
创新具有不确定性，是源于社会智力资源投入的结果，而决定智力资源流向的是制度，既包括文化、价值观和习俗等层面的软性制度，也包括法律、政策等形式的强制制度，还包括契约合同等形式的协商制度。只有建立起激励智力资源大规模流向创新和价值创造领域的软性、强制和协商三层制度体系，中国才能从原来的追赶模仿的早期发展方式向引领创新的可持续发展方式转变，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民族复兴。
我们发现，进行改革亦即推动制度变迁时，强制制度的改革必须要与软性制度的变革相互匹配，回顾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尤其是中西方文明的起落，核心就是回答“李约瑟问题”，为何中华文明曾经领先过千年却在近代落后于西方，为何近现代科技文明发生于西方？答案就是西方通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摆脱了宗教对思想的束缚，推动了软性制度的变迁，由此实现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完成了强制制度的变革，使得社会的智力资源成建制的进行创新和创新的经济应用与普及，以科学和契约精神及其法律制度推动了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而在西方启蒙运动、近现代革命以前，人类文明的创新是自发的、非建制的，由于中国有人口规模和勤劳智慧的优势，中华文明得以长期领先，并且开放引入不同的文明交流，在唐朝达到鼎盛，然而也建立了科举制度，在宋朝科举制度全面实施，社会智力资源被成建制的引向非科学领域，形成浪费智力资源的机制，而且在之后因长期领先而自傲，闭关锁国，视科技为“奇技淫巧”，导致文明的衰落。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重新崛起，也是首先解放了思想，奠定软性制度基础，体制方面强制制度的改革才能够得以实施。
创新不仅需要高智商，更需要开放的多元思想碰撞，纵观美国和盛唐的领先，都是多元文化人才聚集交流的结果。中国在追赶先进发达科技文明到一定程度时，已经进入到世界的前沿，应当建立更加适应自我创新的制度体系，包括更加有利于创新突破的教育与科研体系，有利于创新与应用的市场体系。尤其，可以效仿当年建立市场经济特区深圳的模式，建立基础科学研究的特区，开放引入多元文化人才资源，不仅是华人，也应包括犹太人、印度人等潜心科研的优秀年轻人，开展中长期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建立创新的科研资助、项目管理与成果及人才评价体系，建立特区内的人才生活科研保障体系，从863的跟踪追赶转向面向人类科技前沿的领先研究。
建立创新成果普及普惠的市场经济体系，制度红利就是市场经济红利
各国的历史经验证明，科技创新成果能够普惠到人民大众，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市场经济，消费者的需求就是对成果最好的评价，消费需求转化为商业收入就是对创新发明人和成果转化的生产者的最直接的回报。
作者在《制度红利》中提出，经济是研究人的生产消费的行为规律的科学，而人的个体行为，不能像传统经济学简单的归纳为理性与否的一维假设，而是包括动机和能力的二维模型。文化、道德、价值观等软性制度，影响的是人的动机，动机是衡量收益的基础；法律等强制制度，影响的是人的行为成本，从而一起影响人的趋利避害的行为；科技会提高人的能力，能力越高，行为成本就会降低。由此，可以进行市场和政府分工的划分：市场具有价格作为供求平衡的信号进行供求行为调节（重点是供给）、竞争促进创新并实现效率提升和优胜劣汰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这三大职能，而市场的三大职能需要政府的制度保障，市场经济并不是不需要政府，市场经济制度恰恰是政府建立的制度体系，因此政府则应当具备制度供给、秩序保障和外部性服务这三大职能，其中制度供给就包括价值观的强化和各方的权利界定，秩序保障既包括经济秩序（如反垄断促进竞争、危机处置、宏观调控等），也包括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外部性服务则包括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教育科研与基础设施建设等正外部性供给和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等负外部性供给这些公共服务。
与美欧西方以及日本后来发达经济体的发展比较发现，中国具有后发优势，也具有后发劣势。后发优势主要包括学习先发达的科技与管理经验、学习他人的制度特点与失败教训，科研缩短发展时间，减少探索的风险，还包括可以获得发达的资本投入，并以早期成本优势进入发达成熟的市场，具有更大的市场空间；后发劣势主要包括由追赶学习的发展惯性与自主创新转型需要的矛盾，先发经济体的规则主导使得后发者很难参与规则制定，后发经济体对人才的吸引力也不及发达国家，资源也由于后发者进入变得更加稀缺，并且存在后发的增长数字基数滞后效应，如日本经过50年代到70年代末的20多年的发展，就已远超高收入门槛，而中国经过40年同样的高速增长，仍未达到高收入门槛。
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改革，坚持开放，发挥后发优势，规避后发劣势，建立有利于创新的制度体系，建立有利于成果普惠的市场经济体系，才能持续发挥制度红利，实现民族复兴。（作者为清华控股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商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