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立凡 北京报道
1997年10月，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放弃将贸易与人权挂钩的做法，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关系目标。美国尝试突破“有限冲突与有限合作”模式；
2001年，布什总统上台时，采取“在任何事情上都与克林顿相反”的原则，一方面宣布中国为“战略竞争者”，另一方面不得不采取“两面下注的接触”的权宜之计；
2005年10月，时任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中国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概念，并为布什政府所接受，中美合作大于竞争的关系基调就此奠定，布什在任8年访华4次，这一纪录为历任美国总统所未有；
2007年3月，哈佛大学经济史教授尼尔·弗格森在《洛杉矶时报》提出“中美国”概念。在“中美国”的基础上，2008年6月，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提出“G2”，迅速被美国许多政经人士认可，同时在中国引起巨大争议。
自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以来，中美关系每每陷入4年一轮波峰波谷的周期。而在最近的12年，终于有人开始认识到，必须给摇摆不定的中美关系确定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关系框架，给出一个在未来也适用的定义。就对中美两国决策者的影响力而言，在过去的12年，克林顿时期的“战略伙伴关系”可以视作第一个版本，布什时期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可以视作第二个版本，弗雷德的“G2”可以视作第三个版本。
2009年11月15日，奥巴马总统来了。
奥巴马的心里，有中美关系的第四个版本吗？
“奥巴马访华将中国定位为合作伙伴及友好竞争者。”这是清华大学中美研究中心主任孙哲的说法。
按照孙哲的说法，广受关注的人民币汇率和贸易保护领域，“此次会晤后不会发布正式的协议。”
如果访问进程证实了孙哲的判断，奥巴马在中国关注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方面仍然停留在口头阶段，而不能形成具体的操作方案——哪怕没有公开的协议，那么，中美在汇率和贸易两个方面的争执就无法结束，贸易领域的硝烟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直到美国深刻感受到双输之痛。
而这也将证明，奥巴马团队心中尚没有一个明确、切实的两国关系蓝图。
实际上，就过去12年的规律来看，这几乎是一个正常现象：克林顿1993年上台，战略伙伴关系的确定是在1997年江泽民访美期间；小布什2001年上台，“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关系确定是在2005年。
即使奥巴马此次访华没有外界想象的丰硕成果，也不代表中美关系将长期处在由美丽词藻织就的模糊地带。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秩序松动，要求奥巴马比其前任用更快的速度确定中美关系的新定义。而最容易取得共识的将不是政治和军事领域，而在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