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立凡 北京报道
11月以来，中国足坛人士谁在公开场合露面少了，谁就难免被开玩笑：“是不是也进去了？”
由中央高层直接领导、公安部牵头的扫赌打黑风暴，在一度盛行的“见好就收”传言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彻查态势，从沈阳一路刮到了北京。许多人都在猜测：谁是下一条大鱼？大鱼有多大、有多少，是否都会浮出水面至今还不得而知，但目前渐次展开的扫赌打黑，已经使赌球、黑金等一系列黑镜头呈现在了世人眼前。在男足成绩令国人羞愧的同时，由魔鬼经济学一手打造的畸形市场却高度繁荣，创造了市值高达万亿的黑市经济。
打黑风暴
12月11日，在公安部第二次案情通报会上，中国足协官员范广鸣被确认正式被捕。由此，足坛扫赌打黑从俱乐部、球员上升到中国足球主管部门的级别。范广鸣曾受聘于新加坡新麒俱乐部，多次组织中国球队前往新加坡参加联赛。2009年11月，辽宁广原领队王鑫在新加坡被判赌球有罪，许多人把王鑫案与范广鸣案相联系。然而，有消息说，范广鸣并非因涉赌被羁押，而是因为涉嫌受贿。据知情人士透露：“范的儿子因为白血病住院期间，各俱乐部给范广鸣送了一些钱。范广鸣的儿子去世后出殡，不少俱乐部也派代表参加，又拿了一些钱给他。”范广鸣与不少俱乐部交好，“能帮的肯定帮。”曾有前中超俱乐部高层如此评价。可以预料，这种“交好”将使多家俱乐部被拖入调查程序。
在范广鸣之前，已经有近20位足坛人士落网，上百人被警方要求协查。除原足坛人士之外，目前已知的还有地方俱乐部的官员、财务总监、足球经纪人等多重身份的人涉案。
从足协官员到经纪人，从球员到俱乐部高管，从身份上就可以判断，在中国足球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均有“无间道”。因为所有环节都被污染，所以此次足坛扫赌打黑涉及的案件类别可能会十分丰富。比如范广鸣案，如果坊间传言属实，那么行贿受贿案显然也在高层关注之中。
但就一般公众而言，除希望看到更多大鱼落网之外，中国足坛近乎公开操作的赌球和假球，则更引人瞩目。正是以赌球为主要媒介，在中国足球16年的职业化进程中，情理之中又意料之外地，造就了一个价值上万亿的畸形市场。
黑金江湖
“没有人确实知道到底有多少黑金在这个圈子中流转。鬼才知道。”一位长期追踪中国足坛黑幕的同行对记者说。
地下钱庄、网上赌盘、现场卖球买分、私下贿赂裁判和核心球员，所有这些在中国好像人人心知肚明却又很难提供证据的事情，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谜团，并且转化为中国足坛随处可见的戾气。
尽管看起来扑朔迷离，但通过已经披露的案情、业内人士的评估和相关媒体的调查，仍可勾勒出绿茵场如何变幻为黑金流动的残酷江湖。
买卖比赛是黑金交易的一种。根据公安机关透露，在2007年中甲联赛广州医药与山西路虎比赛中，发现成都谢菲联与青岛海利丰存在假球行为。当时正是成都谢联冲超的关键时期，为了确保比赛万无一失，成都谢菲联队以30万现金并免费让海利丰在其训练基地冬训一个月为条件，让海利丰在这场比赛中“放水”。最终，成都谢菲联在下半场连进两球，2比0赢下比赛。
更典型的是在足坛一度有“通天教主”之称的大佬王珀。在他领导下，曾经被认为代表了“西北汉子血性”的陕西国力，在2004年几乎到了无球不卖的地步。有一次，有记者写了国力的负面消息，王珀找到该记者，说：“你写点稿子能有多少钱，我给你透点料，你能赚100万。”有自称知情的商人透露，有一场球，王珀曾经开出500万的交易费。
比买卖比赛规模更大的是赌球。中国足球界的资深经理人刘孝五曾经透露，仅2006年世界杯期间，中国就大概有8000亿元人民币的赌资流到境外。而在没有世界杯的年度，还有欧洲杯、奥运会、南美解放者杯、欧洲五大联赛甚至国内稀松平常的赛事，都会成为黑金染指之所，形式各异的赌球也仍然生生不息。
以世界杯年度的赌注算，加之国内足坛的买卖球交易，可以保守地得出一个结论，在水平低劣的中国足坛，存在着一个每年市值不小于1万亿元的庞大畸形市场。
黑帮行径
支撑这一繁荣的地下市场并使之维持运转的显然不是阳光下的法律。因此，在中国足坛充满戾气的行事风格也就不是怪事。规则不顶事就用潜规则，文明不见效就玩流氓。
王珀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这个4年玩死了5支足球队的“教主”，在足坛横行时为达到目的无所不用其极。给球员下药、软禁教练，只要觉得谁挡了道，王珀的黑帮嘴脸就会表露。他甚至时常威胁时任国力俱乐部主教练的巴西人卡洛斯夫妇“让你们在公海上消失”。
如果说王珀只是中国足坛的特例，那未免天真。坊间传闻，在中国名声最大的外籍教练之一李章洙，在2002至2003赛季执教青岛队期间，因为对媒体曝出不少球员相互勾结打假球的料而遭致赌球集团的威胁。李章洙只好要求韩国大使馆，“在必要的时候对其进行人身保护。”
足坛场面上的人物尚且如此，大批沉迷于地下赌球的普通人就更不足论。不少人因此遭受赌球集团的直接威胁直到受害。
如果把中国足球市场概括为黑帮经济或许有失偏颇，毕竟还有正直的人在坚持。但是，准黑帮性质的文化氛围和行事规则弥漫于中国足坛是肯定的。或许正因为早已看到了这一点，被称为“足坛打黑第一人”的前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在2001年就大声疾呼：“道德的审判是完全不够的，一定要司法介入。”
伪市场化
中国足坛环境的恶化，不幸地与16年职业化的进程相一致。除了韩日世界杯那一针鸡血，职业化基本上没有给中国足球的成绩、环境带来好的动力，反而加快了中国足球的堕落，结果证明了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彻底失败。
职业化的彻底失败源于中国足球的伪市场化。建立俱乐部，给球员市场化的价格，升降级，只是做了市场化的面膜，内脏仍然行政化。
这特别表现在足协既官方又营利的怪异转变上。从官方角色讲，足协的职能是维持市场秩序，必要的时候请司法介入。但事实上，足协更看重营利性功能。联赛收益从来是中国足协拿大头，俱乐部拿小头，虽经俱乐部几次反抗至今未变。在球员的工资、奖金和签字费越来越“市场化”、中国足坛每况愈下的情况下，俱乐部处境之艰难可想而知。而此次风暴透露出的事实表明，为了名次和地方政绩，俱乐部还需要不时上交潜规则决定的地下经济费用。市场化大旗下曾经涉足足坛的各界人士，无不得出“中国足球太黑了”的结论，原因或在于此。
中国足协定位不对，客观上干扰了俱乐部专心做大企业的信心。但这还只是一方面。在中国足球伪市场化进程中勃兴的赌球热，从另一方面验证了市场化的伪劣程度。
按国际惯例，彩票销售收入分配筹划时70%应作为奖金返还给彩民，中奖几率应在一半左右。但中国彩票业奖金数额较低，给彩民的回报率不够。此外，还屡次出状况，极大削弱了公信力。加之足坛（不仅足坛）操纵比赛事实的不断出现，彩民的积极性从何而来。相较足彩33%的中奖几率而言，私彩中奖几率通常在50%。种种包括制度设计在内的缺陷，是让彩民舍公彩而追私彩的重要原因。
无数事实证明，光靠打击私彩，不可能取得根治效果。除非有一个设计更有利于彩民、更具有公信力的彩票业对冲。
中国足坛每年市值过万亿的畸形市场的存在本身还表明另一个问题：百姓缺乏更多的投资渠道。如果说赌是人性，这么庞大的赌资流转表明的则是民间财富的无处可去。
扫赌打黑风暴，是清除中国足坛污染的非常手段。网住多少条大鱼，不是根本目的。成功与否的真正标志，是在市场化去伪和博彩业合法化、规范化两方面得出结论。这个工作做好了，对于中国足球、球迷、彩民，甚至国家税收，都是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