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仲琦 冯樱子 北京报道
“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对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造成一定下迁压力，部分中小金融机构风险需引起关注。由于不良贷款风险暴露存在一定滞后性，加之疫情以来银行业对企业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后期银行可能面临较大的不良率上升、不良资产增加和处置压力。”5月26日，易纲在全国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
今年是三大攻坚战的收官之年。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金融部门采取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取得积极成效。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势头得到初步遏制，影子银行无序发展得到有效治理，重点高风险金融集团平稳有序处置，互联网金融和非法集资等涉众金融风险得到全面治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制度建设有力推进，有效应对金融市场波动和外部冲击风险。
由于疫情的不利影响，银行未来将面对的这些不良压力来自哪里呢？《华夏时报》记者在查阅银行年报发现，对于整个银行业而言，批发零售业、制造业两大行业的贷款质量明显劣于其他行业；去年零售贷款呈现出质量有所恶化的趋势，特别是在消费贷款、信用卡透支以及个人经营贷等方面。
事实上，多位银行业人士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未来不良上升的压力来自多方面，银行面临的共性问题和自身的问题均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重点行业引关注
所谓重点行业就是信贷资产质量较差的行业，其中制造业与批发零售业的贷款质量较差是普遍现象。
银行年报显示，2019年工行、农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建设银行以及交通银行的批发零售业贷款不良率均在5%以上，分别为10.45%、9.83%、8.10%、8.08%、6.87%、5.79%、5.24%和5.24%，均远高于银行业1.86%不良率水平。不过即便是这样的数据，多数银行批发零售业的贷款质量较2018年已经有了明显好转。
而制造业的资产质量并不比批发零售业乐观。2019年，建行、招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浙商银行、华夏银行、工商银行以及农业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不良率均在5%以上，分别为6.60%、6.09%、6.09%、5.98%、5.41%、5.20%、5.12%和5.06%。其中相较于2018年，浙商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等三家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不良率呈继续上升态势。
值得一提的是，和全国性银行一样，地方性银行在批发零售业、制造业两个行业的贷款质量同样不高，意味着这两个行业是不良贷款分布的集中领域。
一些中小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不良率较高，且以中部地区、华北及东北地区的银行最为明显。如南京银行为2.59%、徽商银行为3.27%、杭州银行为3.28%、天津银行为6.96%、中原银行为8.05%、重庆农商行为2.85%、广州农商行3.63%；一些中小银行的批发零售业贷款不良率较高，如上海银行为10.78%、南京银行为2.44%、杭州银行为4.92%、盛京银行为2.51%、天津银行为7.42%、中原银行为8.58%。
与此同时，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不良率已经告别了前几年的低位水平，高过了银行业整体的不良率。从各家银行2019年末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不良贷款情况来看，建行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不良贷款金额增加了93%，招行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不良率从0.46%，上升到了2.08%，不良贷款金额增加了5倍多；民生银行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不良率从1.78%上升到了5.29%，不良贷款金额增加了两倍；光大银行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不良贷款占比，从2018年末的0.01%大幅增加到了2.19%；浙商银行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不良贷款规模增加了74%；广州农商行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不良贷款规模也翻倍。
另一值得关注的行业是住宿和餐饮业，这也是目前最艰难的行业之一。交行的住宿和餐饮业不良贷款金额接近翻倍；光大银行的住宿和餐饮业不良贷款金额增加了82%，不良贷款占比也从3.26%增加到了5.4%。杭州银行由1.51%升至16.95%、盛京银行由0.14%升至1.42%。
各家银行压力点不同
对于上述形成不良的重点行业，是整个银行业的共性问题，除此之外，每家银行在经营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不良压力点。
去年，农行的贷款行业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上升较快，是农行目前的第一大贷款行业。在该行前十大借款人中，有8家企业都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同时，这一行业的不良上升压力较大。年报显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不良贷款金额从70.45亿增加到了126.3亿，增幅80%。
2019年，民生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比上年末下降 0.2个百分点，扭转了近几年不良率持续上升的势头。但是，该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不良率，从1.78%增加到了5.29%，不良贷款金额从9.61亿大幅增加到28.77亿。
截至2019年末，中信银行房地产业、建筑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不良贷款率全线上升。其中，房地产业不良率从0.35%升至1.19%。对于不良贷款增加的主要原因，中信银行在年报中解释称：一是受房地产调控影响，部分房地产企业经营下滑，偿债能力下降；二是行业内竞争加剧、盈利下降，信用风险暴露有所增加。
此外，房地产业不良增加较大的还有重庆农商行。该行房地产业不良率从2018年时的0.71%飙升到去年的8.62%。该行表示，不良率上升的原因一方面是房地产业贷款余额较年初下降，另一方面原因是个别房地产企业受项目延期、资金回笼慢等因素影响 出现风险，导致风险分类下调至不良。
去年，郑州银行个人消费贷款规模大幅收缩的情况下，不良率从2.55%增加到4.47%。其信用卡不良贷款规模也增加了一倍多，不良率从0.91%升至1.55%。而广州农商行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不良率从0.77%上升到了6.97%；农林牧渔业不良率则从1.17%上升到了10.89%，不良率高达两位数。
除了上述领域外，一些以往不良率较低的行业资产质量也出现有明显恶化。去年，建行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的贷款不良率由2.79%升至6.19%；中行和浙商银行在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的贷款不良率分别由0.39%和2.61%升至2.24%和3.92%；兴业银行在金融业的贷款不良率由0.18%升至9.49%。
对于可能出现的不良上升压力，易纲表示：“下一步，我们会在充分估计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基础上，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继续按照中央既定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把握好抗击疫情、恢复经济和防控风险之间的关系，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稳妥推进各项风险化解任务。支持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和完善治理，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增强金融机构的稳健性。”
责任编辑：孟俊莲 主编：冉学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