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智 北京报道
疫情冲击加剧了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一季度甚至出现了GDP负增长的情况，落差达到12到13%，这是历史上第一次。
中国经济正站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表示，疫情使得我们从常规的稳增长和防风险的调整，过渡到应对危机和当前突发事件的思维上来，所以，出台了很多应对危机的政策。
“总体来看，全球疫情还没有企稳，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还在进一步延缓之中，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风险是加大的，全球新的外贸需求下降，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生产消费品的国家来讲的确有很大的压力。”毛振华说。
在中国政协常委、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看来，外部风险既包括外贸、金融等传统意义上的风险，也包括产品供应链、原油输入线等新型外部风险，应该面对基层，政策留有余地，谋划长远，将外部风险降到最低。
在毛振华看来，疫情下，我国存在“错峰”发展的机会，但也要防止短期刺激影响中长期的发展。
“疫情之后我们会重新回到稳增长、防风险的双底线，重新要回到以防风险为主缓释经济风险，不要让经济风险集中暴发，找到机会在这两者之间进行调整，完成我们中国自己有宏观经济政策的平衡数，找到一个均衡，使得中国经济能够长远健康地发展。”毛振华说。
警惕外部风险
6月1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工业生产进一步恢复，市场需求有所改善。从环比看，PPI下降0.4%，降幅比上月收窄0.9个百分点；CPI上涨2.4%，涨幅比上月回落0.9个百分点。
物价指数回落，给了货币政策更灵活的调整空间。
这轮风险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风险，疫情本身的风险，和来自国际的风险。
“这次疫情是全球性的，人类一百年以来最大的公共卫生方面的大危机，全球都受到冲击，而且这个时间点和原来就酝酿着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又碰到一块儿，所以，加快了很多格局性的变化。”李稻葵说。
目前，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国内矛盾激化，同时，逆全球化也在进一步加剧。
在李稻葵看来，来自国际上的风险来自两类，“传统的国际上的风险”和“非传统的风险”。“传统的风险”包括外贸、金融。外贸方面，中美第一阶段的谈判结果很可能不了了之，执行不下去，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很可能就宣布政策；金融方面，美国可能会攻击中国债务太高，能力下降，唱衰人民币，导致资金外流，国际货币政策适当收紧应对资金外流。不过，传统的金融风险对国内冲击有限，李稻葵警告，非传统的国际上的风险更为致命。
比如，产品供应链被卡住，美国有生产能力的厂商都不许给中国供应芯片，台湾地区、日本、韩国的芯片厂都断供。
“这样就会导致至少半年之内或者一年之内很多生产电子产品的企业停止生产了，短期内国内一下子生产不出来，整个电子行业整个行业性地受打击。我国每年进口芯片6000亿美元，原油100亿美元，我们在芯片上花的钱远远超过芯片。”李稻葵说。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表示，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我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几乎接近全球的30%，在这个过程中，也在进口大量的中间品，中间品进口份额甚至达到到三分之二，我们的进口结构已经在发生系统性变化。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美国想方设法要限制对中国的技术出口，还是全球供应链的调整，或者复工复产的进程受阻，被动性的断裂，都会对我们的供给端继续形成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表示，目前，外贸的企稳状况并没有反映整个世界疲软的状况。如果分析5月份的进口下降幅度，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变化状况，可以看到中国外贸受到整个世界深度下滑刚刚开始。由于全球疫情蔓延，经济停摆，产业链、价值链断裂所带来的冲击，只能说刚刚开始，尤其是疫情第三波高涨的时候，这是应该认识到的一点。
以新增长点应对危机
中央最近多次强调，要“六稳”、“六保”，要有底线思维。
“围绕这段时间经济政策的调整，我们认为稳增长和防风险是一个组合，这个组合之间是可以转换的。我们有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偏宽松的货币政策，有较松的金融监管来鼓励金融创新，同时加大投资，当然是依托国有企业，同时鼓励消费。在防风险为主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政策工具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相对偏紧的货币政策相结合，金融监管趋严、去通道、去杠杆，同时对地方政府的债务及隐性债务加强治理，控制它的债务的进一步发生和蔓延，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重点我们就有不同的政策组合。”毛振华说。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中国政策研究会执行会长郑新立看来，扩大内需是实现“六稳”、“六保”的根本举措。因为只有扩大内需，才能够把潜在蛰伏的发展潜能激活；通过改革把增长的潜能激发出来，就能够保持经济持续地、健康地、高质量地发展。
在李稻葵看来，今年中国国内消费市场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这比我们GDP超过美国的意义还要大，因为我们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通过扩大进口，扩大消费，可以建立一个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外循环相互促进新的发展格局。
“供给端要着力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特别是在当前来说，要加快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现代化水平，因为无论是中美经贸摩擦还是这次疫情来看，供应链这块还是有很多短板，怎么下决心来解决这些问题，是下一阶段供给端要解决好的问题。我们要避免风险进一步向金融领域的聚集，经济的底线要守住，下一步风险的底线也要守住。在加大财政货币政策力度的同时，还得有风险意识，要加大改革进程，加强监管能力建设，牢牢守住风险的底线。”王一鸣表示。
见习编辑：方凤娇 主编：陈岩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