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智 北京报道
在本轮疫情的冲击下，中国经济一度出现了严重下滑，在强有力的政府的组织下，我国迅速扭转了形势。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常态，我国各行各业基本进入了正常的生产运营。
数据显示，2020年5月，我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为4.4%，和去年同期水平基本持平，生产状态保持较有活力水平。
但是由于需求不足，特别是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供给需求均出现比较大的缺口。尤其是消费，不仅预期中的报复性消费没有来到，甚至由于报复性储蓄，导致消费有所下降。
当下如何刺激需求、启动消费，成为宏观经济中的重点。
在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集团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热点问题研讨会上，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核心成员陈彦斌表示，低消费已经是中国长期以来的趋势。疫情期间，消费下滑再次加剧，这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事实上，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在参加两会讲话时指出，“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意味着，光有生产是不够的，还要有消费，才能形成国家的战略布局。
在陈彦斌看来，用改革的办法才能真正提振消费，消费券和地摊经济等只是权宜之计。促消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消费不足
消费在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具有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但目前，消费的问题仍然相对严峻。
今年5月，消费增速比4月份有了较大幅度的好转，但增速仍为-2.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为-3.7%，弱于预期。1-5月份消费增速为-13.5%，仍保持两位数负增长的态势。
在陈彦斌看来，目前消费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结构性分化，网上消费、新业态消费增长比较快，1-5月，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速11.5%；但同时，餐饮-18.9%，石油及制品消费增速为14%。
据了解，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高增长、低消费”的典型特征。1978年来，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还有47.8%，但是到2010年为35.4%，虽然这两年有所回升，但仍然处在40%以下较低的水平。相较于世界平均的58%，对比明显。
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实际增速从2012年的12.1%到2019年的6%，也达到了2008年以来的最低点，这表明消费下滑的问题不仅仅是疫情导致的，只是这次疫情加剧和恶化了这种态势。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比较低，投资占比较高，出口的带动作用比较高。所以，各界人士尤其是些宏观分析人士大多存在着轻视居民消费的倾向，但这种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的发展模式，让中国经济很容易受到强烈的外部冲击。”陈彦斌表示。
从GDP来看，出口艰难，投资又依赖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也比较低迷，所以，高储蓄所导致的高投资，所带动的生产没有去向，会导致产能过剩，这是目前宏观经济遭遇的很大的困难。
在这种大环境下和大背景下，提振居民消费，是盘活中国宏观经济和建立起“消费—投资—生产”良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关键节点。
在陈彦斌看来，中国居民消费还有较大潜力，目前，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国内市场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的供给还较少，部分消费者的消费潜力未能释放。
他建议，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从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两方面入手，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尤其要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加快建立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减轻居民部门住房债务负担，降低居民债务对消费的抑制作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根本性地减轻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后顾之忧，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构建“世界工厂+世界市场”的新模式，构建国内国际两个大循环。
“十三五期间，我国重点解决了贫困群体的收入与消费问题，但即将到来的十四五期间需要战略性地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与消费问题。这既是落实高质量发展战略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需要，也是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避免陷入低消费、低收入、低增长恶性循环的现实要求。”陈彦斌表示。
切实引导消费
消费在GDP中的占比，每年都在逐渐增加，但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平注意到，整个中国消费率不低，但去除掉政府的公共消费之后，居民消费率很低。
尤其在疫情之下，对中小企业、低收入人群冲击更大。这不仅使得收入预期变缓，也会导致消费倾向变得更低。
“一定要看到经济下滑是有恶性循环性特征的。所以，在防疫过后，中国经济仍要有重启消费，仍要有扩大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政策实行。还要增加社保方面的覆盖力度，对不均衡冲击进行救助。增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的市场化改革，让更多的人能在这方面就业，而不是完全是公共服务的行政管制。”张平表示。
张平认为，我们要关注中小企业和个体户。因为中小企业的稳定对中国的就业非常重要，2018年中小企业占到了中国80%的就业，所以，稳定中小企业才有可能稳定基本的就业盘，居民收入才有可能稳定。
目前，除了一般的直补之外，能否给出更多精准的政策，这也是需要各个方面做出努力的。
比如，怎样通过产业平台更加清晰地识别中小企业，讨论对居民资产负债表要给予一定的减息，在中国成功地控制疫情以后，如何平稳疫情与服务业的管制放松成为一个重要的方面，这都是在短期内值得讨论的。
在华安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看来，一直以来，我国投资上升，消费下降，有部分原因在于税收引导。
“我们的消费占比低，因为我国针对财产这块的税收是很低的，但税收很多环节是来自于个人所得税，就是拿工资的那部分税。所以，根本上，税收结构决定了我们现在消费意愿不足或者消费积极性不足；因为财产税收得比较低，投资越来越往上。”林采宜说。
林采宜建议，目前的消费券政策应该调整，消费券不要消费多少折扣多少，而是现金化的消费券，既可以到期作废，打消一部分储蓄欲望，又能在消费时当做现金来用。
同时，林采宜建议，放松公积金。比如公积金提现。
“我认为公积金帐户的提现制度可以放宽，使它有更多的用途，可以用于缓解目前居民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公积金制度本来是用来鼓励买房，但如果一个人饭都没得吃了，还把钱存在那里买房子，可能这在制度上是不是可以考虑灵活一些。我们把一些职工公积金账户上的余额，作为他可以提前消费的额度。”林采宜说。
同时，消费信贷的支持，也是跟消费券一样，解决当期消费需求存在但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
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颜色认为，人口结构的问题也值得注意。现在中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这对于消费其实也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现在，人口数量红利在消退，这种情况会导致生产方面、劳动力市场出现问题，也会导致消费出现问题。在他看来，消费问题既要有短期视角也要有长期视角。
见习编辑：方凤娇 主编：陈岩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