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徐立凡
岁末的哥本哈根，奥巴马直接闯进中国等基础四国的会场，边走边对温家宝说：“总理先生，你准备好了和我见面吗？准备好了吗？”然后，坐了下来。
同样是岁末，中国人熟悉的美国《时代》周刊年度人物榜日前揭晓。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位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中国工人”。
好，暂停，定格。这两件事，形象地反映了2009年发生的一些变化。比如，在国际场合，人们会习惯性地看看美国人在做什么，然后转过身看看中国人在做什么；在评论国际事件的时候，人们会习惯性地总结美国人做了些什么，再总结一下中国人做了些什么。
一年的时间，在国际价值体系里，人们已经开始习惯把中国与美国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回顾一下2009年的主要事件就一目了然了：
1月20日，奥巴马正式上任，成为第一位就任年内访华的美国总统，提出了颇具实质性的“共同应对挑战”的中美关系新定义；
4月的G20峰会，G20取代G8成为全球议事中心，金砖四国首次召开峰会，中国成为这一平台的主角之一；
4月14日，朝鲜退出六方会谈，中国仍是解决朝核问题的主要斡旋者并继续发挥作用；
9月16日，日本民主党颠覆自民党的“55体制”上台，提出“重返亚洲”的口号，中国是民主党政府的主要外交方向，年底半数日本国会议员罕见地集体访华；
11月3日，捷克批准《里斯本条约》，欧盟一体化成形，与中国的对话方式开始调整；
12月7日，192国聚会哥本哈根共同探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治理，中国等基础四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又被刻意“围攻”。
不管是中国愿意行使的角色，还是不愿意的，一个客观事实是，在后危机时代的2009年，中国已经历史性地被推到了更为中心的位置，提前受封为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这是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
一
当你被需要的时候，
你就是强者
客观上，2008年的金融危机拓展了中国的国际战略空间。在此之前，为中国提供国际空间的除了自有的庞大市场，就是反恐。由于与美国等国际秩序主导者的利益交集圈不能持续放大，因此在金融危机前很长时间，传统主导者对于中国经常采取攻势。从干涉中国少数民族问题到人民币汇率，从军事透明度到中国威胁论时时掀起，各种版本的抱怨和压力，时常笼罩在中国身上。嫉妒、羡慕、恨，是中国人经常能够感受到的外来情绪。
然而，全球金融链条的绷紧意外地改变了这种态势。最大的外汇富裕国中国如何行使手中的巨额资金，对全球金融市场能否稳定下来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在世界排名前八的经济体暂时无力走出金融危机泥坑的时候，中国能否率先复苏，将决定2009年甚至今后更长时期的世界经济走势。
当你被需要的时候，你就是强者。积累了30年改革开放实力的中国，在全球危机的时候站到了前排。
但是，站到前排不代表从此领跑。历史上不止一次，由于各种危机的出现，曾经涌现出前排选手，但最终所获甚少。历次石油危机之后，最终还是传统秩序主导者获胜就是证明。
中国能不能抓住金融危机中的“机”，还得由中国自己的政策选择决定。
答案在2009年第一季度开始揭晓。2009年上半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和40个以上的中等经济体仍然低迷不振，许多国家出现连续两个月的经济下滑，局面与2008年下半年相同。而中国通过一系列扩张性政策，成功地抵消了国际环境对出口的下拉，在一季度探底后开始回升，最终顺利实现“保8”。
一季度中国经济的见底回升，对于中国力量的国际伸张起到了关键作用。到4月G20峰会时，中国已经胸有成竹。在这次峰会上，中国开始表现出强大的主导力——周小川连发三文表明的，是中国对不合理的国际秩序的修正愿望。
强大的经济力量令中国获得了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的权力。中国的意志，甚至部分地得到了美国的认可——这特别表现在美国希望欧洲让出IMF投票权份额上。
维护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维持IMF的国际金融监管者地位，就必须向中国让步。这一认识的普遍形成，是2009年中国最大的成功。
二
当别人需要你时，
会把你包装成强者
奥巴马11月访问中国时与温家宝的一段对话，似乎超越了中美当时的热络气氛。当时温家宝对奥巴马说：中国高度重视中美关系，但我们不赞成有关“两国集团”的提法。
事后证明，这是一个相当清醒的判断。2009年的中国，不再被“威胁论”包围，却被有意无意地拱上了与美国等同的超级大国地位。在趋势专家们看来，中国力量的持续增强并最终与美国并驾齐驱，并非无由的研判。但是，趋势不能为现实政治所利用，否则就会成为阻碍中国自主发展的绳索。
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深刻地反映出一些发达国家希望通过夸大中国作用逃避自身作用的意图。在会议开始之前，多位欧洲领导人就表示，决定地球命运和大会前景的是中美两国。表面看，这是对中国影响力的一次新认可，但其实质，是把发达国家工业化以来应负的气候变暖责任推给中国。
当别人需要你时，会把你包装成强者。但在具体事务上，并非如此。在一体化进程彻底完成以后，欧盟加大了针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是一种表现；在对中国技术开放方面仍然且行且止，也是一种表现，而更突出的表现是强权国家干涉中国内政、战略包围中国的战略方针并没有实质改变。
实力渐强的中国需要更多地履行一个大国的国际义务，但是，履行义务不能超出中国的合理承受范围，更不能以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为前提。
2009年的“包装中国”潮告诉人们的是，传统的国际秩序主导者愿意承认中国的“富裕”，却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强大。
三
2010年
中国怎么变得更强
上世纪前叶，一战和二战以最极端、成本最高昂的代价，改变和调整了近、当史的国际秩序，成就了美国在国际权力体系中的超级大国地位。最近10年之内，这一幕通过全球金融市场两次成本相对低廉的大洗牌再次上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强化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西方的金融统治；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取消了G8对全球政治和经济指手划脚的资格，差点颠覆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金融市场的管理权。1997年的那一次，中国确立了地区影响力，赢得了东南亚地区的信任，信任的成果之一就是2010年1月1日即将开放的中国－东盟自贸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实现了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的率先复苏，并开始参与、主导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规则制定——从金融管理到气候治理。
这种结果在2008年危机当口还只是一种可能性，在2009年开始变为现实，在2010年，这种势头能否持续？
按照IMF的数据，世界经济2010年可望增长3%。即便如此，也并不意味着好日子的来临。外部环境，美联储警告，美国经济彻底复苏可能需要5至6年时间。内部环境，刺激性政策在帮助中国经济继续领跑的同时，副作用也渐次显现，比如吹大了资产泡沫，延缓了调整经济结构的时间，社会财富的重新合理分配还没有成形的方案。
2010年的关键性在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财富分配模式能否获得足够的改革动力。如果外部环境改善，经济继续在上升通道运行，即使改革的动力仍然强劲，但共识的形成难度会增加。
同样的问题存在于国际博弈当中。2009年4月的G20会议，在经济下滑压力下，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了高度一致。但之后的G20会议共识感渐趋下降。到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不同利益集团的分裂几乎成为主调。事实表明，国家实力的上升，不能仅仅依靠全球经济一体化，不能依靠中国日渐枯竭的人口红利，不能相信国际社会已经没有了丛林法则。
中国的“富裕”只是与历史纵向相比的结果，中国的强大仍然局限于局部。近来，在多个场合，中央高层对国际形势的定义是“世界正经历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这是相当准确的。适应这种变局，在新的一年，中国需要表现出更多的改革勇气。
